表3-5是1961—2005年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谷物生产变化，其中产量的增幅赶不上人口增幅的仅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谷物产量减少了，其谷物的土地生产力仅从每公顷806千克上升到1205千克，而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的土地生产力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倍。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耕种面积却增加了近1倍。由此得知其谷物增产大部分依赖于农地的扩大。其他地区则主要是依靠提高生产性来提高谷物的产量。特别是中国，通过显著提高生产性而抵消耕种面积的减小，从而实现远超人口增长率的谷物增产。图3-7是各发展中国家谷物的土地生产力变化，经历了绿色革命的拉丁美洲、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差距一目了然。
表3-5 谷物生产的变化率（1961—2005年）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图3-7 各发展中国家谷物的土地生产力[21]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农作物的单产迟迟无法增加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向外扩大农地，也就是说只能试图通过外延性扩大来谋求增产。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其农地急速扩大[22]（见图3-8），进入2000年之后又再次呈现扩大的态势。其间，根菜类耕种面积的增速高于谷物，增加到原来的近3倍，豆类与根菜类的外延性扩大相差不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为了粮食生产而耕地面积激增的现象（见图3-9）。也就是说，发展倒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作为面向国内的粮食生产农业的特征愈发明显了。外延性扩大伴随着耕种技术的粗放化和劣等土地的耕种等情况，因此，不利于改善农作物的单产。(www.xing528.com)
图3-8 撒哈拉以南非洲谷物耕种面积的变迁[23]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图3-9 各地区的谷物耕种面积[24]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谷物和根菜类的耕种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扩大，这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巨大。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谷物耕种面积呈明显增加态势的1983年为界（见图3-8），之前与之后是否有结构性变化？即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耕种面积是否也增加了，农民行动方式及其耕种意向是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此进行检验，得到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意义结果，其中尼日利亚的数据特别有意义。[25]但是，除尼日利亚之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合计，根菜类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谷物类没得到理想的结果。对除尼日利亚以外的国家进行统计，发现谷物耕种面积的增加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不同国别进行相同的检验时，我们发现，加蓬和喀麦隆的谷物耕种面积的增加方式上有变化，因此，或许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农地的急剧扩大是产油国特有的一个现象。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于1981年开始暴跌，产油国跌入了经济不景气和极端外币不足的境地，这也许就是产油国的人们开始转向粮食自足生产，从而使产业结构农业化的原因。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的农业产量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总产量的30%，占总耕种面积的16%（2000—2005年平均）。因此，产油国尼日利亚发生的现象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整体的数值。产油国之外的众多国家，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带来了农地的扩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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