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经济数据揭示开发援助政策与新发展经济学的关联

理论上看似正确的（“贝格报告”之类的）结构调整为何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呢？阻碍非洲经济增长的“我们未知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今后，发展经济学可以对此问题进行阐明。

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以奈洛比为中心会聚了许多优秀经济学家，其中就有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斯蒂格利茨和米歇尔·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等。但是，由于经济数据的明显不足，他们难以得出预期的研究成果。之后，非洲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转机。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这是由于非洲的经济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特别充实（Collier，1993：59）。套用保罗·科利尔的话来说就是，“对研究者来说可以期待不寻常的回归”，“有着极端的不景气、饥馑和人口迁移的经济史，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金矿”的非洲因经济学家的开拓创新而被拓展。非洲经济研究因为“数据不足、品质低劣”而备受诟病，因此难以产生优质研究成果。“也许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Collier，1993：59）的20世纪70年代过去后，80年代是非洲国家陆续接受结构调整的时代。在结构调整登场的同时，非洲作为ODA的最大接受地区也浮出水面。此外，结构调整引入的同时带有限制条件是ODA的常态，在观察各种数据的情况下援助政策被实施。非洲的经济数据充实与这种援助动向并非无缘无故，从这层意思上来讲援助政策和发展经济学通过非洲连接在一起。1966年，道格拉斯·里默（Douglas Rimmer）自嘲为“非洲经济研究……不过是通过少数的、可以说是孤立的个人来进行的……是英国经济学界的周边”（Collier，1993：75）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欧洲与非洲有着诸多交点的新时代到来了。

科利尔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3个领域来说明非洲研究的“80年代转变”。他的要点是，试图解析非洲经济低度增长原因的研究对经济学来说具有普遍性，对经济学整体发展来说非洲研究史具有“开拓性”（Pioneering），将做出“基轴性贡献”（Key Contribution）。科利尔将宏观经济学中的体制“移行”问题，微观经济学中农业经济学的家庭模式（Household Model）^[46]，作为可为非洲研究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正如科利尔预想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经济学家在非洲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

微观经济学参与开发研究是新发展经济学的鲜明特点，这种方式也阐明了阻碍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我们未知的要素”。这就是，在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中未知风险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在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地方“凭借市场的资源分配并非最适合社会的”（黑崎，2001：5）。为了让市场有效运转，必须将不确定性控制在某个范围内，用值得信赖的概率来预测将来。此外，参与市场的人们必须一定程度上共享商品和贸易对手的信息。如果缺失这些条件，市场就无法带来以往经济学所预想的结果。像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就不具备这些条件。非洲人确保自己的生活不受高风险侵害，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活动，为了能够合理解释这些情况必须用微观经济学的手法来分析经济主体的行为。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数据的微观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描绘出了看似合理的贫困和低度开发的面貌。斯蒂格利茨确立了以信息的不对称性为前提的经济学，并因为这个成就，与乔治·亚瑟·阿克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安德鲁·米歇尔·斯彭斯（Andrew Michael Spence）于2001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这些想法是年轻时旅居肯尼亚获得的（薮下，2002：61）。

此外，成长回归分析盛行，非洲经济低度增长的原因被提了出来。回归分析是探寻与经济增长率相关变数的手法，各种变数被找出并被分析。众多研究者证明，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内陆国家多、政治不安定性、平均寿命低下等是非洲经济低度增长的原因（福西等，2003）。(www.xing528.com)

科利尔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指以经济学为基础所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或是“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派”（Gerald，2003：238-239）。这个学派为了阐明为何发展中国家有时选择“明显不利于经济开发的政策”，将政治家和官僚把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用合理理论来分析，也就是用经济学来解释我们之前提及的统治论。

如此，非洲研究正如科利尔所预测的那样产生了各种对经济学整体有所贡献的成果。非洲问题不仅影响了开发援助政策，还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这是以非洲为题材的新型低度开发分析。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和从属论也是低度开发分析。20多年后出现的微观经济学的低度开发分析具有极高的实证性且极为精准，但不是NIES那样发展跳跃的研究，因此不是明确的发展战略。最终，它无法产生像由NIES研究诞生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带来的结构调整这种政策建言，也无法引领政策论。在结构调整丧失了影响力之后世界并没有出现新的开发思想，只残留着不断深化的非洲贫困和对贫困的分析。如前所述，ODA在贫困对策化的同时额度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