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货币危机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的演变

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结构调整效果一直未显现，因此非洲的统治论、结构调整的手法和开发思想等都开始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不久便发展成国际社会的严厉批判，鉴于此，至少“结构调整”这个名称从世界银行和IMF的框架中消失了。对结构调整的质疑发展成批判的最大契机是IMF对亚洲货币危机的应对。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扩大到日本、NIES、ASEAN和中国，亚洲经济呈现急速发展的态势。1997年泰铢的大量抛售引发的货币危机波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亚洲经济遭受重创。在危机产生前，这些亚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稳定，财政健全，没有通胀，宏观经济也没问题。经济遭受重创的原因在于在“没有金融当局的适当监视和监督体制”下实施“急速发展的国内金融自由化与资本贸易规制缓和”（高阪，2000：38），结果导致“对外短期债务额度膨胀”（円居，2000：53），过剩的短期资金就如同雪崩，然后逆行而上。当时正值撒切尔政权和里根政权主导的金融大爆炸引发了金融全球化的时期，这与亚洲的外向战略相互交错，蚕食着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成果。席卷了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指的就是这个金融全球化，亚洲货币危机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呈现出反开发的样态。在此我们发现，开发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再次对决，与南北问题时一样压迫着金融而非贸易。因为外币汇兑贸易不是作为贸易实际需求而是作为国际资金运用爆炸性地膨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被纳入其中。结果导致，汇率不是依据以贸易为主体的国际收支动向而变动，而是依据短期资金的变动而变动，汇率成为“触动汇兑管理制度漏洞的国际金融的利润动机行动”（三重野，2008：180）。20世纪90年代也是严重货币危机频发的时代。

亚洲货币危机时期，IMF写道：“‘处方笺’对过度的紧缩政策和广泛的结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危机深刻化和长期化施以援手。”（高阪，2000：24）马来西亚未遵照IMF的劝告而维持了“暂时性资本贸易规制和兑换规制”从而引发了低利率，它是个例外。面临着利率提高等诸多严苛限制性条件的其他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景气衰退通过贸易量的减少传导到整个亚洲地区。当时IMF的第一副总裁史丹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在危机发生次年的演讲中如是说道：

IMF劝告亚洲国家“为了阻止货币的下滑需要大幅上调利率。此外，要提高金融部门规制与监管机制的强化和透明度，尽快采取对国外投资家开放亚洲市场以稳固金融体系之根本的政策”。IMF所支援的项目不受好评，是因为“政府认为与其自己担责还不如归咎于IMF更好”（Fischer，1998）^[35]。

费舍尔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如果能提高判定国家的能力，那么将会刺激好政策的出台，系统也能更好运作，就能遏制危机的发生。”（Fischer，2003：33-34）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进步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不应阻止逐渐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国际金融体系即使仍有缺陷，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掌握适应国际金融的能力。费舍尔的观点与以上判断有相通之处。恐怕在费舍尔看来，比起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利弊，国际金融体制的未来有着更高的价值吧。

亚洲货币危机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痛批IMF的此种政策。斯蒂格利茨指出：“IMF最初曾放言，对亚洲国家开放投机性短期资本市场。亚洲国家认为只要追随IMF的政策，大量资金就会迅速流入国内，但其又迅速流走。于是，IMF又指示上调利率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Stiglitz，2002：190-191）。如此，IMF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因为“IMF的政策反映了欧美金融界的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Stiglitz，2002：191）。所谓“欧美金融界的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是指开放金融、推进民营化和市场的自由化，为实现“小政府”和有活力的民间经济而推出的政策，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被批评为不顾发展中国家实情的教条式市场主义。由于在亚洲货币危机中IMF的应对，结构调整被认为是教条式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国际舆论认为它不过是“华盛顿共识”的进一步发展而已。(www.xing528.com)

但是，人们认为结构调整在非洲没收到预想的成效与IMF在亚洲遭遇失败是不同质的。如前所述，其一就是，20世纪80年代非洲各国政权没有即便支付调整成本也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性动机。开发政策都经由政策形式得以实现。开发援助既然是政府间的事，那么对支援国而言，就存在着作为“黑箱”的被援助国的政治力学。《拉各斯行动计划》中的“非洲合意”与NIES的政治力学是完全不同质的，它们的差异是南北问题时代与之后时代的差异。也就是，向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寻求开发政策的思想与围绕世界经济状况和国内问题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认为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存在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述。

异化类似“贝格报告”的结构调整而被国际社会所诟病的IMF的结构调整，也许就如同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一般，是国际金融和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形态政策；但是如果说IMF遵循了这种意识形态，那么是因为这是IMF的组织使命。我们之前说过，IMF的结构调整是以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目的的，既然IMF的使命是维持国际金融秩序，那么在亚洲货币危机方面，IMF考虑保全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外国资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发达国家的变动汇率制和金融全球化的进展使得IMF的主要任务切换到发展中国家，至少在20世纪时IMF还没有开发的思想，我们不能期待它也和以开发为组织使命的世界银行一样有着对数百万人生活的担忧和顾虑。因为，IMF并没有将开发理念放于首位来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动机。如果是这样，将IMF加入开发的最前线本身就是结构调整的失败。世界银行未从IMF的结构调整中援用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体系，如果它创设自己独特的体系，事态或许会另有发展变化。起初结构调整所追求的既不是教条式市场主义，也不是市场原理主义。亚洲货币危机发生世界银行与IMF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一点从费舍尔和斯蒂格利茨的见解中也可见一斑。

“贝格报告”系统解释了非洲经济危机，基于这个系统所制订的对策取得了成功。支撑“贝格报告”的理论是NIES的研究成果。因此，其在亚洲的失败是结构调整的死亡宣言，这也是极具讽刺性的发展。

既然是基于NIES研究成果的报告，那么“贝格报告”的本质就是政策论，我们有理由期待政府能积极推出引发国民经济活力的政策（虽然现实生活中这种政策往往不被活用），确实“贝格报告”看起来像是这样。非洲在接受前所未有的ODA的同时，为何又无法执行NIES之后ASEAN国家实施的政策呢？或者，为什么没有成效呢？为了解开这个疑团，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在了解发展经济学之前，我们先看一看结构调整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