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通过结构调整重塑非洲，“贝格报告”向各援助国寻求合作。从1980年到1990年，对非ODA供给额实质上是倍增的，而且这是可能的非项目（Non-Project）援助的增加额。对非援助额在石油危机之后着实增加了，197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亚洲各地区跃升为ODA的最大接受区域（见图2-15）。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德国和EC的对非援助额增长，进入80年代后，法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醒目。如果非洲问题不浮现，那么世界的ODA也许毫无增长。ODA将非洲作为自己最大的客户后，与此相应，援助政策本身开始变化，为与之前的情况相区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ODA非洲期”。
图2-15 ODA世界总额的区域分配（2006年固定价格）[29]
（出处）笔者依据OECD（2008）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结构调整本来是作为宏观经济平衡恢复之前的过渡性政策而被策划的，当初预测5年左右可见成效，实施国能再次步入经济增长的轨道。1980年，对非结构调整开始在肯尼亚和塞内加尔实施，并最终让“36个国家、IMF的39个国家接受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高桥，2004：99）。但是，调整成效非但没有在非洲国家显现，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恶化了。因此，世界银行1987年制订了非洲援助特别计划（Special Program of Assistance for Africa，SPA）以确保融资；特别计划远超当初的预想，其长期持续推进了非洲的结构调整。结果导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之后的非洲不仅是ODA的最大获取区域，而且明显加深了非洲国家对援助的依赖。
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ODA突破100亿美元，开始占ODA总额的30%。ODA/GDP比例的变迁如图2-16所示。通过图2-16，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对援助的依赖度急速上升。这不仅是ODA的增加，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停滞的结果。南非以外国家的数据显示，一方面，南非是占撒哈拉以南非洲GDP的30%到40%的区域经济大国（见第5章图5-3），另一方面，因为几乎没有接受任何ODA，因此加不加南非的数据，比例并没什么不同[30]。为了方便比较，图中加入了韩国和印度的援助依存率。韩国即便在NIES中也是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1956年其接受的经济援助达到顶峰（见第1章图1-5），因此，它的援助依存率最高。[31]20世纪60年代，全球最大的被援助国印度的援助依存率在3%以下。表2-1是1985年至1995年间非洲各国的援助依存率列表。通过表2-1，我们发现这10年间ODA占GDP比例20%以上的国家有17个。援助依存率如此之高的国家，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外，只有基尔巴斯、萨摩亚、瓦努阿图、汤加、所罗门等太平洋岛国。将与经受战争的韩国所获得的战略援助相匹敌的ODA投入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在世界开发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个时期。正因为此，本书将其作为ODA非洲期来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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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ODA/GDP比例的变迁[32]
（出处）笔者依据OECD（2008）、World Bank（2008a）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表2-1 非洲国家ODA/GDP比例（1985—1995年平均）
（出处）笔者依据OECD（2008）、UN（2008a）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长期过高的援助依存率，显然影响着被援助国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开发方面没有形成主人翁精神，也没有开发财源的强烈动机，只能给开发政策提供极低优先度的政治待遇。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非洲政治的关键是围绕维系权力的游戏性，甚至可以说援助倾向于被用作维系权力的道具。[3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开发有着极高优先度的国家，充其量也就是博茨瓦纳的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首任政权、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Julius K.Nyerere）首任政权、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毛里求斯、乌干达的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政权。[34]结构调整被引入ODA非洲期的非洲国家后，仍旧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制，“52个非洲国家中，一党专制的国家实际上达30个”（小田，1993：187）。我们很难认为，既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强烈开发动机的强权政权会为了将来的经济增长痛下决心改革。关于非洲政治，我们将在第5章用政治学的理论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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