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方式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及在非洲问题中的应用

亚洲出现的新型开发方式NIES也刺激、影响了日本。关于韩国的经济增长，是将其作为从属性发展进行评价呢，还是作为“赶超”日本的威胁进行讨论呢？在日本对这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时，渡边利夫出现了。

急速成长的NIES制造业也好，追赶英国的后发产业革命也罢，它们的出发点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不管什么时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借用的技术革新储备越多便越有希望。”（Gerschenkron，2005：5）这叫作“后发性利益”，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不用支付开发与储备的成本，在工业化的初期就能使用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资本以及企业的经营能力”（渡边利夫，1979：21）的好处。本来，率先享受这些好处的是亚洲的中度发展中国家。渡边利夫认为，利用廉价劳动力这个相对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改造了国家形式的政府和社会的超高能力才是支撑亚洲NIES经济增长的因素。韩国和中国台湾是能“抛开既得权益”开拓新政策的“拥有强大政府的国家和地区”。正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应仅停留在提倡‘开发论是为了开发’的这种政策性台词，而是必须讨论践行这种台词的主体形式”（渡边利夫，1986：198）。这种看法与萨克斯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Led Growth.Sachs，1985：548）相关联。因此，渡边利夫的论述已经超越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成为政治经济学，更进一步成为亚洲经济论。此外，渡边利夫排除了“赶超”论的狭小气量，他认为：“作为工业国逐步发展起来的亚洲中兴国的出现，对日本来说，意味着扩大了水平分工，首次有了利于确立更高层次工业结构的新型国际环境条件。”（渡边利夫，1979：19）

亚洲经济研究所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业发展是拥有“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产业这两个成长极”的复线型发展，它实证性描绘了出口促进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同步进行的NIES经济的实态。从1986年起，亚洲经济研究所以包括NIES的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设立了亚洲工业化展望综合研究项目，1991年发表了项目研究报告的最终卷——印度尼西亚篇。当年，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已然波及亚洲大部分地区，与渡边利夫的预想一致，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东亚区域经济圈通过境内贸易的扩大与境内投资展现了其轮廓。(www.xing528.com)

日本的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潮流是将区域发展模式的东亚作为开发论的基调，这种潮流以NIES的肯定性理解为契机慢慢固定下来。但是，另一方面，这让日本的经济学远离了非亚洲欠发达区域，特别是非洲问题，也推迟了其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飞速进化的发展经济学的消化吸收。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用结构调整这一新政策支配后的南北问题时代，但非洲问题软化了其霸权。为何用了这种开发思想，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是无法发展呢？在解答这种疑问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本，开发论与亚洲经济论几乎混为一体，难以走出如何将东亚的发展模式运用到非洲的这个泥潭。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要论述的新发展经济学正式登上日本的舞台是在21世纪之后，因为进入21世纪后在欧美学习最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陆续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