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欧洲朝着影响力减弱的南北问题论靠近，但美国却实质上放弃了开发思想（见第34页），经济学家们开始对NIES进行实证研究。NIES研究产生的是重视政府功能和政策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IBRD，1991：12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原世界银行顾问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于1971年发表的论文（Balassa，1971）应该算是连接NIES研究的“先驱性论文”（绘所，1991：30）。20世纪50年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结束后，资源贫乏、内需市场过小的中国台湾和韩国重新选择了经济增长战略。巴拉萨称之为“外向型战略”（Outward-Looking Strategy），并将它与拉美国家的进口代替工业化政策相对比。

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向中间产品进口替代的转变叫作“第二次进口替代”，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需要大量资本。但是，与第二次进口替代不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Policies）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赋存资源有效活用的……基于相对优势的专门”（Balassa，1971：64）政策，正因为此，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制造业产品出口激增的同时迅速扩大雇佣，资本劳动比率也比拉美国家的（比率为3）要低，仅为1.7。巴拉萨认为，这是一项能够实现高速增长、资本投入量相对较少的高效政策（Balassa，1971：65）。

有些人认为，正因为有了大量援助，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才得以增长。对此，巴拉萨反驳道：“随着增长率的上升，援助被急剧削减”，“统计结果也显示，出口的增长贡献度远高于援助”（Balassa，1971：75）。他进一步指出：“更为普遍的是，外向型战略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增长活用本国资源的可能性。”（Balassa，1971：75）我们前面已提及，美国在朝鲜战争和东西对立的国际局势下投入了大量援助（见第19页及图1-5），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援助到1971年为止，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到1981年为止。日本对韩国的援助也于1999年终结了。而且，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的援助依存率也急速下降（见图2-3）。如果说对外援助是经济自立前的过渡性援助，那么中国台湾和韩国就是开发援助政策的一种理想模式。我们可以说，资本供给源从援助变为投资、主导产业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化工工业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地区）群体，不再是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它们与发达国家（地区）同样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对象。

图2-3　中国台湾、韩国的援助依存率（政府开发援助国家/地区生产总值）^[9](https://www.xing528.com)

（注）日本对中国台湾援助1997年、对韩国援助1999年终结。
（出处）援助额依据OECD（2008），中国台湾的地区生产总值根据中国台湾（2008）、韩国的GDP根据IMF（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不久，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1982—1986）、IMF第一副专务理事（2001—2006）安妮·O.克鲁格（Anne O.Krueger）在担任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时，主持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首个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国外贸易体制与经济发展”（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0]这个项目始于1969年，项目召集了13名研究者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加纳、印度、以色列、菲律宾、韩国和土耳其实施了国别研究。克鲁格根据这些国别研究数据撰写了研究报告（Krueger，1978），分析了贸易体制和外汇兑换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在这些被调查的国家中“只有巴西和韩国的政策从进口替代转换成出口促进”（Krueger，1978：277），由此也诞生了克鲁格的NIES研究。

采取出口促进战略（Export-Promotion Strategy）的国家显示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于这一点，克鲁格的解释稍显混乱。与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出口促进战略带来“规模经济”和竞争，也能回避外币不足的问题，但这个项目的研究数据却“无法完全说明”其理由。“经济理论显示，至少在静态效率上，在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方面都能获得同等刺激的就是理想经济政策”，但是为何出口促进战略能促进经济加速增长呢？“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就在两个战略背后的经济政策性质中。”（Krueger，1978：291）也就是说，出口促进战略的政策介入重点是价格刺激，而进口替代战略的重点是数量规制。此外，出口产业是在政府无法控制的国外市场获取利益，因此，与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的产业相比，它受政府管制较少。另外，出口促进战略方面容易显示政策或经营的正误，而进口替代战略方面却很难修正错误的选择。如此，克鲁格研究了在两个战略下被普遍使用的政策手段的差异。此外，克鲁格认为，政府为实施出口促进战略所采用的政策手段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体现了经济增长率的差异。1980年，克鲁格在美国经济学会总会做了报告，在报告中她指出，“出口实绩在很大程度与政府的政策相关”（Krueger，1980：289），这句话也包含了上述意思。

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能切换到外向型战略的刺激政策的原因，巴拉萨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领导层的决断”和“与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不同，进口替代产业的既得权益很少”（Balassa，1971：61）。南北问题论中的初级产品管理贸易主张的背景可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和产业界对自身既得权益保护的侧面。比起亚洲和非洲，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国家历史，它的出口替代产业也是既有产业。另一方面，NIES通过培育本国（地区）所没有的产业促成经济增长，可以说NIES的出现诞生了不是守护某种产业利益而是创造怎样的产业这种开发思想。通过扩大新设产业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不久就席卷整个亚洲，也波及中国。

如杰弗里·D.萨克斯（Jeffrey D.Sachs）所说的那样，“区别很显然在于政策的性质”（Sachs，1985：547）。NIES的研究表明，开发存在着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政府自身的政策选择非常重要。在南北问题上，开发原本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但由于NIES的出现，开发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政策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被认为是开发的主体。此外，开发不再是以裨益所有非洲南方国家为目的的南北间利益分配，而是作为实施有效开发政策的国家获得的利益被人们论及。可以说，NIES的研究使开发论的范式发生改变。开发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自身这个认识在当今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南北问题论的框架下却是极其“暧昧”的，通过从其中脱离并发达国家化的NIES的出现，其才首次得以确立。

在1991年的世界开发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得知世界银行将“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自身的开发思想。报告指出，“为了发挥经济的潜力必须介入多种政策”，在法律和秩序维持、公共财物的提供、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修建和环境保护领域“市场是失败的，政府必须介入”。报告甚至指出：“人们确信，比起市场，政府能更好应对。”（IBRD，1991：131）这种开发思想催生了以改善政策为目的的援助，即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