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南北问题论的学者们普遍对NICs的未来感到悲观，甚至持否定观点。辛格认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只有在国外需求强烈时才能成功……并非普遍的政策建言”（Singer，1998：403），“是只有在外债累累时才能维持的一个战略”（Singer，1998：102）。从属论的法兰克也认为，“依赖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增长……因为进口与债务无限膨胀而无法保证对外收支”（Frank，1981：103-104），“其他国家都试图为国际资本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引起低工资竞争……因此会诱发压抑性政治”（Frank，1981：323），会造成对劳动者的“超级榨取”（Super Exploitation）。阿民（Amin）的看法也类似。因为寻求低廉劳动力的美国和日本等多国企业进驻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和地区才发展起来的，其不过是“从属型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型”，阿民断言：“即便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接近自立型成长阶段。不仅如此，甚至从属性比20年前还要强。”（Amin，1983：217）。NICs经济不具备自立性，NICs企业只不过是“买办”（本多，1983：122）。与他们的预想相悖，NICs在经济持续增长的NIES面前丧失了影响力，结果导致从属论不得不从开发论坛的核心位置退出。实际上，韩国和新加坡的外资依存率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下降（川畑，2001：59）。
演绎论思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形式。不为变幻万千的现实所迷惑而接近现实背后潜藏着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科学观，也正因为此，他们总是有着缺乏实证性的缺陷。以“经济增长是自立的还是从属的”这种价值判断下的结论就是这种典型，但开发史的发展不再允许对世界经济做简单划一的解释，它要求实证科学制定有效的开发政策与援助政策。(www.xing528.com)
在南北问题框架中，世界经济论中的低度发展观给了从属论启发。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南方国家利益分化和NIES实证的国家或地区级经济增长，低度发展观和在NIEO中作为国际政治表现的开发政策丧失了指导能力，UNCTAD也未能拿出继GSP之后的具体成果。世界的开发论坛迎来了发展经济学家挑大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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