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将大众的贫穷化作为体制论来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那么用世界体系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从统治—从属的关系来看，世界经济的从属论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世界化后的产物。
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殖民化和投资等手段创建了其外部的周边资本主义（Capitalisme Périphérique）（Amin，1979）。周边资本主义通过初级产品的供给助力中心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它既不羁又自立，与中心资本主义也截然不同。由于中心和周边的贸易之间存在着技术和薪酬差别，因此它们是不等价交换[6]，并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榨取的方式而运行着（Emamanuel，1972）。从属论认为这是“低度发展的开发”（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Frank，1967），“低度发展状态作为开发的结果而发生，而并非存在于开发之前”（西川，1976：267）。普雷维什和辛格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从属论的现状认识却可以说是继承了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从属论认为与发达国家的关联带来了低度发展，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全球化的渗透不是开发而是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低度发展的“尖兵”。因此，从属论者主张，从世界经济体系中独立出来、谋求立足国内市场的内向型成长才是开发的出发点。有些从属论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属于南北问题框架中的这种思想，与其说是实证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现代化“思想与感情”（Rostow，1960：6）的形成和自立型经济增长的腾飞带来了发展阶段的乐观主义。将这种乐观主义与“更先进社会导致的外部入侵”相比较，我们发现南北问题的低度发展论更敏锐、更痛心地反映了与发达国家迥异的、独立伊始的旧殖民地经济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未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发言权的时代背景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集结在一起抗议当下的国际经济体制，这种反体制的思想存在于南北问题论的基底。这也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身份的“第三世界”（Tier Monde）这种自我规定中。(www.xing528.com)
因此，南北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它更倾向于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阐述开发。普雷维什报告中也指出，为了防止初级产品交易条件的恶化，“从根本上说重要的是……将工业国攫取的多余利益移交给初级产品出口国这一政治性决定”（外务省情报文化局，197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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