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时期之后最初出现在世界上的开发论纲领就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的开发论与现今开发论的想法完全不同。南北问题源自发展中国家[1],即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形成期集合了发展中国家群,在发达国家学术界一隅被论及的开发问题[2]逐渐跃升为世界性论题。
“南北问题”这个词语本身来自1959年英国人奥利弗·法兰克(Oliver Frank)的演讲[3],作为国际社会的命题得以稳固是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上。针对旧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这个名称,与UNCTAD一起固定了下来。作为“总括性处理与开发相关课题的论坛”而设立的UNCTAD才是在南北问题中产生且与南北问题共盛衰的机构,也可以说作为世界史的开发始于UNCTAD。UNCTAD首位事务局长普雷维什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题为《走向发展的一种新贸易政策》(Towards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通称为“普雷维什报告”)的主旨报告。日本外务省编写的《南北问题资料集》(外务省信息文化局,1977)也将普雷维什的主旨报告作为最古老的资料收录其中。
就如同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对峙一般,南北问题框架中的开发被视作世界体系中的问题而不是国别问题。就如普雷维什报告的题目所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展障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UNCTAD的名称中“贸易”(Trade)与“开发”(Development)并存也是这个原因。
世界上有工业发达国家和初级产品特殊化国家,依据这个标准世界被二分成了南北;南北之间进行着工业制品和初级产品的交易,这就是南北贸易。一方面,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快,可根据自身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因此能够不断创造价值开拓市场。换言之,需求的所得弹性高。高需求带来工业制品的高价格,而技术进步的利益又转变成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另一方面,初级产品需求的所得弹性低,即使世界经济发展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同步扩大。因此,在南北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的相对价格对初级产品是不利的,即初级产品的交易条件呈逐步恶化的倾向。也正是这个原因,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率变低了。因此,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我们需要把初级产品的价格提到合适的高度,并且让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扬,以更好地承担风险。如此一来,就能确保发展中国家出口收益的稳定性,而且也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将自身收入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作为原始资本推进工业化。这就是普雷维什-辛格命题[4]。(www.xing528.com)
从当时在发达国家处于统治地位的近代化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来看,世界各国在普遍性经济发展路径的阶梯中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开发是以国家为单位个别进行的,首先是国内问题。对此,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假定了一个单一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由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Center)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周边”(Periphery)组成,并将低度发展的根源放到了中心—周边的关系上。因此,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认为开发并非源于国内政策,而是始于变更此种世界体系。比起国民经济,这种思想更关注世界经济主导性实体,它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5]的低度发展论具有决定性影响。
上述贸易问题方面的国际主义是普雷维什-辛格命题的一大支撑理论,国内开发方面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则是另一支撑理论。这就是政府主导的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的所谓内向型工业化,它保护国内市场且政府财政保证初期投资。它的财源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收入和开发援助。在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上,政府有权决定保护哪个部门并投入资金,因此必须制订开发财政计划,就如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苏联”)型计划经济体系下的那种Gosplan(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度就是其典型模式。
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是印度统计研究所的创始人,他支撑了贾瓦哈拉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时代的印度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经济学家来说,马哈拉诺比斯是预言家或导师,加尔各答则是他们的‘麦加’。”(Singer,1982:4)马哈拉诺比斯的宏观经济模式是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财富、消费财富分割模式,将重点放在生产物资国有化上的计划经济被称作“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战略(也称尼赫鲁发展战略)”(绘所,2002:1)。要在国内生产进口商品就必须购买发达国家的生产设备。因此,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容易将本国货币的汇率设置过高,这对出口产业来说并非利好汇率政策。此外,因为必须在有利的汇率条件下保护替代进口的财富市场,所以关税容易过高,并且为了控制外汇储备还须采取进口许可制和外汇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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