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日本“二战”后向美国的学习，引入当事人对抗的因素，限缩了法官主导的范围。这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法官丧失无偏私的立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提前掺杂入事实认定的过程。如在意大利和日本的庭审过程中学习了对抗制度下的当事人间交叉询问调查证据与质证的模式。除了意大利、日本外“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交叉询问的审理方式成为审判阶段当事人可以选择的程序”。
这一点从原来过分积极主动式法官职权中予以削弱。比如，日本“二战”后向美国的学习，引入当事人对抗的因素，限缩了法官主导的范围。尤其是将审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改为起诉状一本主义。这样法官即使主持全面的证据调查也是从正式庭审之后才开始有机会接触全案的证据。其实这就恢复了法官从庭审启动才真正开始行使职权的方式，更体现出本原上的无偏倚性与程序公正性，而且最大限度内减少法官将审前预断与偏见带入正式庭审的可能。
同时也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分占或限缩了法官主动行使职权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法官丧失无偏私的立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提前掺杂入事实认定的过程。如在意大利和日本的庭审过程中学习了对抗制度下的当事人间交叉询问调查证据与质证的模式。而法官转而退居听审为主的定位，同时会在其认为适当的时机补充发问证人与调查证据。意大利变化比较明显。“自从批准了1989年的《刑事诉讼法典》，意大利宣称已经建立了对抗制。尤其是，双方当事人被赋予调查权，而且有义务在庭审时陈述他们各自主张的案情，而法官只充当普通法传统中的‘仲裁者角色’……但实践中，法官时常行使权力自行传唤证人，并且常常介入对证人的询问”。[168]这一点呼应了之前对英国、挪威等国在对抗制下发展变革趋势的论述，再次印证了现实运作中法官角色所具有的这种共性化的职能与行使方式。(www.xing528.com)
而且，这种转变具有广泛性。除了意大利、日本外“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交叉询问的审理方式成为审判阶段当事人可以选择的程序”。[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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