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随着辩护律师地位的提升，辩护有效性保障机制的建立，辩护在实践中出现繁荣之势，除了传统的实体辩护之外，程序辩护与证据辩护受到越来越多律师的重视。[13]但有些律师辩护“走过了头”，也许是技巧与策略出现了问题，引发了辩护权与审判权的紧张关系。广西北海裴金德等故意伤害致死案、江苏常熟六民工寻衅滋事案、贵州贵阳黎庆洪涉黑案等案件中，审辩冲突都比较激烈。而在吉林王刚涉黑案中，审辩冲突“相当”激烈。
王刚案于2012年12月4日开庭，仅仅审理了一天，就无限期休庭了。过了三个多月后，才于2013年3月18日再次开庭，当天法庭就将一名辩护律师驱逐出庭。3月21日，法庭又想极力阻止另一名律师出庭辩护。中间有两次多日休庭，到3月28日，又无限期休庭。而在短暂的审理期间，非因正常上下班作息时间原因而休庭的情况，近20次；律师被警告、训诫，三四十次；律师申请审判长及合议庭回避，十几次；当庭抗议，几十次；仅仅是当庭验伤这一项，律师就反复申请了十几次；律师在法庭上言辞激烈的程度，如“亵渎法律”“开国际玩笑”等词语的使用，也是极为罕见的。由于王兴律师被四名法警架出法院，此案也进一步演变成了公共法律事件。[14](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律师没有用足自己的辩护权，虽然新法赋予辩护律师可以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情况，笔者调查，新法实施以来，很多公安机关并没有遇到律师了解案件情况的，原因在于，一者律师辩护思维还没有调整过来，仍然依靠并相信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阅卷，认为去公安机关了解情况“与虎谋皮”，获得不了什么有效信息。二者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情况，涉嫌妨碍侦查、破坏证据，增加职业风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