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现状呼唤制度革新：《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通盘分析

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不断翻新的冤假错案持续地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亮点之一是不断攀高的国家赔偿数额：2010年河南省高院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 06万元，共计221.146 12万元。亮点之二是在追查冤假错案过程中，不断倒查出当年的违法办案人员，甚至当年的“神探”也被迫走下“神坛”。[1]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司法机关为弥补错案已然付出高额代价，社会公众似乎并不领情，涉法涉诉上访事件仍然屡禁不绝，甚至还带来极端的社会破坏力，比如2013年6月7日，厦门公交爆炸案造成40多人死亡，嫌疑人陈水总已为上访人员。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司法的公信力不断遭受质疑。

这种令人纠结的司法现状与我国多年来刑事诉权的弱势与不发达、司法权过于强势密不可分。比如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二人，在服刑期间不断申诉（也是重要的诉权），司法机关多年来对这种申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导致当事人冤屈多年（赵作海服刑11年；张氏叔侄服刑将近10年）的重要原因。

刑事诉权的弱势有理论与实践的多方面原因。学界一度认为诉权是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与制度体系，刑事诉讼中不存在诉权问题，讨论刑事诉权不过是近年的事情。背后的逻辑是，平等诉讼主体之间、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之间才适用诉权，而刑事诉讼是国家追诉犯罪的过程，作为专门机关的检察院不是当事人，也很难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齐划一，因此其权力分配体系为控诉权与辩护权。尤其是中国有着深厚的职权主义司法模式传统，诉权体系很难在刑事诉讼中找到生存空间。但秉承职权主义司法模式不应成为诉权弱小的借口，[2]更何况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引进，控辩的地位平等理念在中国不断深入人心，所以，加强辩护权来启动、构建刑事诉权体系，以此重塑诉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提升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乃当下中国人权保障之所需。

刑事诉权的理论“破冰”产生于20世纪末。学界首先关注了诉权理论引入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与必要性，[3]后又有相关论著直接论述了刑事诉权的相关理论。[4]这些论著是一种司法理念的革新，极具创新性与前瞻性，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刑事诉权的状况一度令人担忧，尤其在1979年、1996年《刑事诉讼法》架构下，其诉权的状态可以归结为两个特点：第一，诉权与司法权相比处于严重弱势地位。诉权对象十分有限，在程序诉权方面限于人身权遭遇侵犯而提出主张；在实体诉权方面，尤其定罪量刑方面，被告人通过防御、被害人通过情感表达，他们对最终处理结果很难有实质影响。第二，诉权受阻的救济渠道虚置化、单一化，无法有效地对抗司法权的怠惰与滥用，立法只是规定了申诉、控告模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具体的申诉机关与程序。结果，当事人的刑事诉权基本沦为“水中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www.xing528.com)

近年来，除了冤假错案的现实压力之外，人权保障意识的提升，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深入人心，犯罪观、刑罚观的重大变迁——由侧重“报应”不断转向侧重“恢复”，经济犯罪的不断涌现，刑事诉讼民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等等。这些因素凝聚成深厚的源动力，推动着刑事诉权的变迁与发展。这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获得充分的体现。[5]刑事诉权在立法的顶层设计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诉权的内涵得以扩张。这首先表现为请求权范围的扩大，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不仅包括定罪、量刑的实体请求权，还包括相关的民事赔偿请求权。其中，被害人的求刑诉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序意义的诉权，不限于诉讼程序请求权，还包括其他的司法救济请求权，比如强制措施变更权、解除扣押、冻结财产权，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控告，等等。其次表现为诉权的行使主体更加广泛，结合新法的规定，刑事诉权分为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委托人的诉权、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诉权。相应的，诉权运行机制、诉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等都发生了系列变化。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领域的诉权体系已经具有了雏形，刑事诉权时代也因此悄然而至。鉴于诉权与宪法的紧密联系，诉权的崛起乃至诉权时代的到来是“尊重与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这应当是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事业进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然，顶层设计需要诸多细微制度的支持，需要基层实务部门的不断探索与制度充实。本文在对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诉权体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状况分析不足之处，为中国刑事诉权体系的完善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