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裁判机制初步形成与条约解释实践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123条曾规定：“如果发生任一规定被违反事，受害者首先应告诫违反者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将案件提交一个友好人士组成的组织或采取通常的司法程序。”⁽¹⁸⁾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由第三方介入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案例鲜为人知。有学者认为，1794年美英《杰伊条约》开启了“仲裁这一解决国际争端的伟大机制”新阶段。⁽¹⁹⁾该条约是为了解决因结束美国独立战争而缔结的1783年《巴黎条约》未决事项，由美英两国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因美国代表，时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伊杰而得名《伊杰条约》）。⁽²⁰⁾根据该条约第6条，为解决美国对英国债权人的补偿，成立由5人委员会（英美各提名2人，1人由该4人一致同意提名，否则在双方提名2人中再抽签决定1人）受理此类申诉，由其中3人组成合议庭在8个月（可延长至多6个月）内，以多数做出仲裁裁决。这是缔约国双方，但不包括第三方的国际仲裁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介入的解决机制。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当事方与第三方混合的仲裁机制。比如，1871年12月15日根据美英达成的《华盛顿条约》，为解决两国间关于英国军舰“亚拉巴马号”在美国内战中被南方联军使用，击沉多艘北方军舰所致损失的求偿争议而成立的国际仲裁庭（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各提名1人，意大利国王、巴西皇帝和瑞士总统各提名1人，共5人），于翌年9月14日以4∶1多数裁决英国赔偿美国1550万美元。⁽²¹⁾

又比如，1893年，美英就北令海海豹的猎捕争议事项，提交由当事方和第三方混合组成的国际仲裁庭（由美英各提名2人、法国总统、意大利国王、瑞典及挪威国王各提名1人，共7人）解决。该仲裁庭最终裁定美国对其领海外的海豹没有任何保护或所有权，同时从养护的角度对远洋猎捕海豹作业施加了一定的规则和限制，包括禁止在美国普里比洛夫（Pribilof，原文为Pribilov）群岛周围60英里区域和每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在北令海及北纬35°、东经180°范围内的太平洋任何海域猎捕海豹。⁽²²⁾该裁决具有保护北令海海豹这一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法意义，并促成了美国与英国、俄国及日本签订了1911年《北太平洋海豹公约》。

再比如，1897年2月2日，经美国干预，为解决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争议，英国与委内瑞拉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协议，成立5人国际仲裁庭（美英各2人，俄国1人），由俄国人马腾斯（F.de Martens）主持，在法国巴黎审理，于1899年10月3日裁决该争议。⁽²³⁾但是，该领土争议并未最终解决。⁽²⁴⁾

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国际仲裁，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缔结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²⁵⁾该公约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会做了修订，作为海牙第一公约⁽²⁶⁾。根据该公约成立的PCA作为第一个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全球性常设仲裁机构，在20世纪前30年共受理16起案件⁽²⁷⁾，包括著名的“帕尔马斯岛案”⁽²⁸⁾完全由第三方解决美国与荷兰关于岛屿领土主权争议。

1919年《凡尔赛条约》第1部《国际联盟盟约》第14条规定：“行政院应筹拟国际常设法院之计划交国联各会员采用。该法院应负责审理和解决当事方提起的任何具有国际特点的争端。该法院也可以就行政院或大会提交的任何争端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²⁹⁾独立于国际联盟的PCIJ，根据1920年12月16日《法院规约签署议定书》及其《法院规约》，于1922年正式成立，并完全以第三方身份受理、裁决当事国愿意接受其管辖的案件。在1935年哈佛《条约法公约草案》之前，PCIJ共审理了20起诉讼案件和25起咨询案件。⁽³⁰⁾

如前所述，在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PCA和PCIJ的条约解释实践比较有限。但是，相比之前格劳秀斯、瓦特尔的书本理论，毕竟有了活生生的案例说明在国际裁判实践中，究竟如何解释涉案条约。

PCA于1928年由瑞士国际法学家胡伯（Max Huber）独任仲裁员审理的“帕尔马斯岛案”，涉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组成部分《蒙斯特条约》的解释。在该案中，美国主张对争议岛屿的主权依据之一是西班牙与荷兰达成的该条约第5条：“与东、西印度的航行与贸易应得以维持，并通过相应的授予或将来的授予，达到此效果：为了本条约应保障的安全以及双方的批准；本条约对所有君主、民族和人民而言，本国王殿下（西班牙）与国家（荷兰）以及东、西印度公司成员，在其授予范围均为盟友。也就是说，国王殿下与国家分别保留和享有其君权、城市、城堡、森林、商业和东、西印度的国家，以及巴西和其他亚洲、非洲和美洲沿海国家，尤其是1641年以来，国王殿下和国家从葡萄牙那取得的地方，在不违反本条约的情况下继续占有。联合省（荷兰）的东、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以及该公司所有雇员可继续其服务，但在服从国王殿下和国家的前提下择业，并在各自国家和领地从事航行、旅行。双方进一步同意西班牙以目前方式维持其与东印度的航行；低地国家（荷兰）居民不应常去东印度的西班牙人居住地。”⁽³¹⁾(www.xing528.com)

胡伯解释：“本条款未规定任何国界，也未划定任何一方的领地。另一方面，该条约确定了占有的标准和原则。然而，就本案而言，按照文义，解释‘持有’（hold）和‘占有’（possess）的概念，这些术语很难涵盖仅仅发现，也就是说，仅从看到该岛屿的事实中产生的权利。如果说本条约承认权利来自发现，这本身是众所周知，并在本案所涉时期就是争议问题，那么早应以明确的术语加以规定。本条约看来提及，它规定‘国王殿下和国家从葡萄牙那取得的地方，在不违反本条约的情况下继续占有’。这应在缔约时予以确立。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发现的解释以及149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的诏书，似乎《蒙斯特条约》没有考虑由该两国在东、西印度肯定占有，且在一定情形下也许后来被荷兰取得的地区，应包括发现（而非拥有）所主张的地区。必须记住：第5条规定的不仅是基于占有的领土问题，而且还有基于维持现状的西班牙航行问题。西班牙也许不扩展其航行至东印度，荷兰国民也没有被排除在西班牙在东印度拥有的地方。没有航行，就不可能对仅发现的地区实施占有和殖民；另一方面，将荷兰的航行和商业排除在西班牙‘地方’也不是承认扩展的解释；‘地方’在当时的法文中是指构筑城防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是指具有实际活动的居住地。比如，蒙斯特条约第6条规定了港口、城堡等。依据这些理由，仅基于发现的权利不是第5条所考虑早已确立的情况。”⁽³²⁾

上述条约的约文及其胡伯的解释表明：从约文本身的用语出发解释是基本规则。胡伯的解释紧扣约文，指出约文本身没有规定划分涉案的岛屿领土主权。这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欲从约文本身认定涉案岛屿领土主权，缺乏根据。该约文多处提到“占有”以及“地方”（place），通过语义（法文）和实际情况（西班牙在东印度占有的地方）看，胡伯认为：这一用语“在任何情况下是指具有实际活动的居住地”。因此，美国所援引的该条约第5条是关于已确定领土主权的地方（但未涉及划分），而非基于发现产生领土主权的问题。胡伯的结论是：“由于蒙斯特条约未通过地理分配的方式划分领土，且间接地拒绝了基于发现本身的权利，因此本案应裁定经关键时期的占有证据所能说明的该条约含义。”⁽³³⁾

PCIJ于1927年审结的“荷花号案”涉及对1923年《洛桑公约》第15条的解释。该第15条规定：“在遵守第16条的前提下，土耳其与其他缔约国关于管辖权的所有问题均应根据国际法原则决定。”⁽³⁴⁾法国主张该条款的用语“国际法原则”之意义应兼顾该公约的演变，亦即考虑该公约的准备资料。

法院解释：“本院须在这一（公约起草）联系中忆及先前判决和意见中的观点，即，如公约约文本身足够清晰，就没有必要再考虑准备工作。现在，本院考虑‘国际法原则’用语的通常使用，只有指作为适用于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国际法。这一解释基于该条款的约文，即，除第16条规定例外，该国际法原则适用于决定缔约国之间管辖权（不仅是刑事，也包括民事）。而且，该公约序言规定缔约国均希望根据‘现代国际法’有效解决争端，该公约的附件《洛桑和约》第28条也规定完全取消‘所有方面的’治外法权条款。在这样的情况下，除明确规定外，不允许将‘国际法原则’解读为在所有独立国家之间生效及平等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原则之外的什么意义。进言之，该公约有关居住和经商及管辖权之条款起草记录并没有改变第15条的实际用语所含意义。……最终根据共同同意而采纳的第15条用语只能指有关管辖权的一般国际法原则。”⁽³⁵⁾

上述解释表明PCIJ在1922年之后的条约解释中已确立了如下规则：（1）以条约约文为起点，并根据有关用语的通常使用和考虑条约宗旨（如序言规定）加以解释；（2）条约解释应考虑相关条约（上下文）的作用；（3）如约文本身足够清晰，就不必求助条约准备资料。这些规则已经包含了VCLT第31条、第32条的基本规则。

从PCA、PCIJ这两起典型案例看，国际裁判实践中的条约解释确实比较简练，没有不必要的铺垫或多余的规则，甚至两案的条约解释压根没有提及解释的任何“规则”。也许，当时的国际裁判机构或仲裁员、法官们已经受到了条约解释规则简约化的影响，实际上摈弃了格劳秀斯、瓦特尔的条约解释规则之形式，但秉承了其精华。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用“扬弃”来形容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