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西学东渐”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常态,文化的单向度输入造成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矮化心态,也反向造成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的陌生和排斥。如今,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单向度接收越来越与现实需要不相符合;相应地,由“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最终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化合开新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这样的化合开新需要有一个融通的“元点”。《论语》既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经典,也是西方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的窗口,由其所派生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华夏文明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要想深度了解中国文化就要从孔子开始,而要了解孔子则必以研读《论语》为先。而且《论语》在欧洲传播的历史悠久,前有1593年利玛窦等人把《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有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1861年出版了《论语》英文全译本Confucian Analects[6],这些著作都对欧美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在学术界(译界)、海外传播界以及全球文化生活中,《论语》已然成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标志性典籍,是反映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一面镜子。对《论语》进行跨文化解读有强大的历史和现实需求,因此,把《论语》当成我们“点融通”教学的“元点”是恰如其分的。
诚然,把诸如《论语》这样的国学经典进行跨文化推广有非常高的专业要求。光是文本的翻译实际上就要经历两个步骤: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内文化翻译以及从现代汉语到英语的跨文化翻译。而且更遗憾的是,当前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却决定了精通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内文化翻译的人和精通现代汉语到英语跨文化翻译的人分别分布在汉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拨人。真正能够两边精通的人其实是凤毛麟角的。这就造成了目前跨文化视野下的双语《论语》课程教育,主要局限在大学课程。例如,甘筱青等人基于文化对比的视角进行跨文化解读,在《论语》双语教学中提出“公理化阐释”的观点,即以《论语》关键词为基本要素推导证明众多蕴含在《论语》中的客观命题,培养学生跨文化思维和视野。[7]“公理化诠释”重视对《论语》“关键词”的推理辨析,思辨性较高,趣味性较低,并不适宜中小学、特别是小学阶段的教学。但是,在跨文化教学中重视“关键词”,其实也就抓住了文化融通的“元点”,这样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小学阶段。(www.xing528.com)
目前,小学阶段开展跨文化国学经典教学的课程还很少,已经开展的也基本上局限在语音、语法等工具性内容的训练学习上,能够在小学国学经典双语教学中有清晰的文化融通意识的教学实践还没有被看到。而小学三、四年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段,在这个学段小学生的英语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已经有了初步的积累,母语学习也由低年级段的字词认知为主逐步进入到文化习得的阶段上来。因此,从三年级开始,从《论语》的关键词切入进行跨文化的“点融通”教学就成为可能。而且异质文化的对读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认识自我,树立文化自觉,培养文化自信,形成跨文化交流的思维习惯和能力,这在今天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形势下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也由此,这种国学经典跨文化的“点融通”教学在今天就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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