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学课程是文化传统与教育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要满足和适应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又要符合当下的制度规定。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程，虽然以前在一些学校曾有过类似的教学实践，但毕竟时代变了，面临的形势不同，基础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改革国学课程，还是应该持严谨和认真的态度，不可随意为之。
第一，理性认识国学。今天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程，是在现代教育机制下中小学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应采取理性中立的立场，本着科学的态度，切不可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走激进主义道路，也不能产生重道轻器的迂腐思想，盲目信仰教条，抽象化地灌输道德观念，更不能将国学“庸俗化”和“快餐化”。不可否认，国学中有一些附会穿凿之说和糟粕成分，这就需要国学教育者在实施国学教育的过程中要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而不是全盘接受。我们应理性看待国学，真正领会国学真谛，继承和发扬国学精神。
第二，立足中国实情。国学所涵盖的内容浩如烟海，中小学在开设国学课程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校情与学情，从师资、教学资源、学生学习等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好高骛远，贪多求博，设置难以实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也不能过分追求形式，搞出一套繁琐的礼仪程式。国学教育应该一切为学生着想，一切从学生出发，重视国学课程的教学效果，重视国学教育的培养质量。
第三，注重求实创新。国学课程的开设绝不能与现代教育割裂，回到以前私塾的老路，正如毕天璋指出的，“将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接轨，融入现代教育的体系之中，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国学教育才能健康持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19]。不仅如此，还应该创新国学教育理念，改革国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但是，创新不是“作秀”，不能追求轰动效应，以故意吸引媒体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吸取国学、教育学、课程论、教师教育等方面的各种理论，但绝不“理论先行”，不为任何理论做注脚。
第四，强调经世致用。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展开国学课程内容方面的探究。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国学，推进国学教育的现代化转换。但今天的探究，应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探究，应在熟读深思、融会贯通之后进行阐发，避免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死学问”，同时还应引导学生积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做到学以致用，不要在象牙塔和故纸堆中讨生活。
未来，我国国学教课程的改革应朝怎样的方向努力？我们认为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是必要的。
第一，在国学课程的开发上，要提升国学课程的理念水平和理论品位。国学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像国际化时代的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大众主义”时代的教育民主与教育公平的理念、信息化时代的主体教育观以及生态伦理观、个性发展观，都应引起我国国学课程开发者的关注。此外，国学课程改革要有充分的理论上与组织上的准备，要提高国学课程改革的科学化水平与科技含量。应成立国学课程改革专家咨询与研究委员会，对国学课程改革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各个具体操作环节提出咨询报告，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国学课程改革。
第二，在国学课程的协调上，要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整合起来。中国国学课程的开发与改革要进一步走向均权化，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学校这三个国学课程改革的权力主体的积极性，谋求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内在统一。
第三，在国学课程的内容上，要注重学科知识与个人知识的内在整合。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国学课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很多地方和学校对国学的教育理念认识不到位，对国学教育内容缺少系统规划，对国学教学环节缺乏整体设计。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定的国学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这种“无学生”的课程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扭曲了学生的个性。“当我们真正确立起主体教育观和个性发展观的时候，就应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尊重学生的个人知识，应将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在课程体系之中，并谋求学科知识与学生的个人知识的内在整合。”[20]
第四，在国学课程的结构上，要及时调整国学课程种类，恰当处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关系，努力实现国学课程的综合化。在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中，需要正确处理必修制度、选修制度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是校本课程，都应谋求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并应尽可能扩大学习者自主选择的范围。我国国学课程的开发与改革也应把课程综合化作为努力方向，这是顺应时代之举，有利于克服我国课程结构中壁垒森严的学科设置所导致的学生人格发展的“支离”“片断化”。
第五，在国学课程的实施上，要注意从忠实取向走向相互适应取向和课程创生取向。国学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把课程实施视为这个系统的有机构成。二十多年的国学教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学课程改革必须关注课程实施过程，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国学课程价值观上，必须超越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逐步转向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和课程创生取向。
第六，在国学课程的评价上，要注意从目标取向的评价转向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评价。变革国学课程评价是打通中国国学课程开发与改革“瓶颈”的关键。以往的国学课程开发中的评价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评价者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作出评价，其目的是对评价对象进行有效控制的这种控制本位的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伪评价”的性质。中国未来的国学课程改革首先要重视课程评价过程，把课程评价视为国学课程改革的有机构成。其次，在国学课程价值观上，要超越控制本位的目标取向的评价，要充分理解国学教育课程实践，尊重评价对象的主体价值，运用多元价值标准，把国学课程评价视为评价者和评价对象进行合作性意义建构的过程。一句话，国学课程的评价要走向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的评价。
总之，我们希望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国学课程的改革能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对此应开展实证研究，改变目前“各自为战”或等待观望的状态；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课程规划，编著相关课程教材，并付诸国学课程教学实践，以传承中华文明，贯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避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
【注释】
[1]彭小兰：《中国大学德育课程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42页。
[2]谭诤、余必健、陈凤至：《中小学国学教育不止于经典诵读》，《现代中小学教育》2015年第8期，第23页。
[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第23页。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8，第1页。(www.xing528.com)
[5]何俊主编：《实践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模式》，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第27页。
[6]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119-146页。
[7]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页。
[8]刘毓庆：《国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页。
[9]万伟：《课程的力量——学校课程规划、设计与实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58-262页。
[10]王立增：《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学课程的开发与设计》，《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3页。
[11]闫芳、和学新：《中小学国学教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68-69页。
[12]徐勇：《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国家课程的思考》，《中国教师》2017年第16期，第13页。
[13]徐勇：《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国家课程的思考》，《中国教师》2017年第16期，第13页。
[14]何俊主编：《实践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模式》，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第42页。
[15]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第128页。
[16]谭诤、余必健、陈凤至：《中小学国学教育不止于经典诵读》，《现代中小学教育》2015年第8期，第23页。
[17]钟启泉：《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73-79页。
[18]王立增：《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学课程的开发与设计》，《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3页。
[19]毕天璋：《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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