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国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现状与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教育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并伴随着国学热，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国学教育，主要包含正规学校的国学教育和民间教育机构的国学教育，可分为大学国学教育、中小学国学教育和民间教育机构的国学教育。国学教育发展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国学教育的现状

关于国学教育的现状，下面按大学国学教育、中小学国学教育、民间教育机构的国学教育来分别介绍。

1.大学国学教育

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分科化和系科单面化占统治地位，科系与课程设置单一片面，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下，传统大学教育几乎沦为职业培训学校。由于教育体制本身的问题，使得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十分薄弱，尤其是传统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修养十分欠缺，而且学科分化，也隔断了综合的人文社科人才的培养。所以，当下的大学国学教育主要呈二水分流的发展态势，即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和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素质教育。前者旨在培养国学的专门人才，强调专业性和系统性；后者旨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要求掌握一定的国学知识。^[79]

分科式教育使大学生的素养更加贫弱化和单面化，在大学展开国学普及教育就十分必要。现在不少高校在通识课程增设了不少国学课，如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等文化素质精品课程，华东理工大学将“孔孟之道”列为本校的公共必修课，西安文理学院开设跨系选修课“周易讲座”，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面向全院学生开设“国学精粹”必修课，等等。又或结合学科课程渗透国学教育，如根据专业学科来开设相应的国学课程，如理工科开设科技史、数学发展史、物理发展史等，或者开设与本学科相关的经典名著导读课，如数学专业的《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理工科的《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医学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农学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等。

专业型的国学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而且越来越快。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院，2002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生，旨在培养跨学科新型人才。2001年，武汉大学创办国学试验班，在大一下学期在全校范围内选录学生，到2010年3月，武汉大学正式成立国学院，搭建起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教学研究培养体系。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并于10月开始从文、史、哲等院系招生入读，采取六年制本硕连读。2006年，厦门大学复办国学研究院，并将学术研究重点放在区域性上。2008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整合中国古代史、汉语史、中国哲学、文献学等学科专业，组建了国学研究院，并培养相关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2009年11月，停办了80年的清华国学院重新挂牌，侧重于国学学术研究。2012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由历史文化学院与文学院联合组建了国学院，招收国学研究硕士生和博士生，授予历史学学位。此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成立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或教学科研兼重，或自重在国学研究，如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南昌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据《光明日报》2014年11月4日的报道：“我国内地已有近三十所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院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80]

开展专业型的大学国学教育，走在最前亦最有模范意义的是武汉大学国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是国内最早建立“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是中国第一家以国学为教育研究为目的且本硕连读的教育科研单位。两校国学院的办学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因为国学内涵庞大，主要涉及文、史、哲等领域，所以在师资方面，两校都从历史、文学、哲学等专业召集教师，并聘请校外著名学者；而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国学通论课程外，主要按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和小学设置课程，重在原典原著的阅读与讨论。由于国学学科的特性，在人才培养上采取了本硕连读的方式，但由于“国学”申请一级学科失败，毕业生最后授予的学位，将由学生选择授予文学或哲学或历史学学位。

大学国学教育的发展有其特殊性。社会大众的国学热，缘于对当代社会各种浮躁、肤浅之“快餐文化”的厌倦，以及亲近与了解本土人文传统的渴求，而高校的国学教育，则出于对当代中国高校人文教育模式的深刻反思。因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文史哲的学科分类，是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学科划分的模式，解构了人文学术体系，导致学科之间的隔膜。针对这种割裂的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以前部分高校开办了旨在打通文史哲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课程叠加起来，形成一种“拼盘式”的课程体系，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记诵负担。而国学教育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文史哲的学科壁垒。^[81]

2.中小学国学教育

国学教育在中小学发展得更为迅猛。1995年，九位政协委员提交议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倡导少儿读经教育。1998年，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启动了“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数年内就在全国各地展开。2001年，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古诗文在中小学教科书的比例有所增加，教学要求也相应提高。2010年，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开展中华古代经典及现当代优秀诗文的诵读、书写、讲解，是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各级各类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动‘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2014年，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并“增加传统文化在升学考试中的比例”。国学教育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凡此种种，都表明国家对国学教育的价值的充分认定，这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学教育在中小学的发展。

国学和国学教育自有其重要价值意义，但是将国学引入课堂，那势必涉及办学形式、教学形式、师资队伍、评价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国学教育体系和制度建设，在尚未解决之前，国学都不宜大面积进入课堂。这样的话，当下的教育制度和体系亦不宜变动太大。所以，教育部对中小学国学教育是非常支持的，但态度谨慎，逐年颁布文件指导、推进中小学国学教育，并鼓励学校去尝试、探索各种国学教育方式。所以，当下中小学的国学教育，在没有统一的国学教材和国学课程标准的情况下，各学校大都各自为政，在不影响正规课程、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开设国学特色的校本课程，又或采用学科渗透的方式，寻找与本课程相关联国学内容，又或建设国学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德育课，以此进行国学教育。

这就导致当前的中小学国学教育存在不少问题。^[82]一是教学目标设定不一，虽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已提出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各个学校的设定目标或太高抑或太低，这说明对国学教育还缺少统一的认识。二是师资力量单薄，因为国学复兴不久，国学专业师资培养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所以专业的国学教师很少，大多数由语文、历史老师兼任。三是教学内容大多集中在经学和蒙学，其他内容较少涉及。四是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大多以诵读为主，再兼以拓展游戏，较少品读，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教学效果。总的来说，中小学国学教育还有待继续去实践和探索。现在关于国学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对国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3.民间教育机构的国学教育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文化，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学，恰好能满足这种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绝大多数学龄儿童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多样化的教育也就成为一种需求，而国学教育就是一种能够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教育形式。因此，这种需求就催生了国学教育市场。课外国学补习班、夏令营、游学等不同的国学教育培训方式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民间教育机构的国学教育也就成为正规学校国学教育之外的一种形式。

许世明曾指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靠学校不行，必须全社会支持，才能达到预想效果”^[83]。各种民办国学教育机构涌现，也推动了国学教育的的发展。当下民间国学教育机构繁多，其中较为知名的，诸如北京的“安定门国学馆”、天津的“明德国学馆”、上海的“孟母堂”和“秦汉胡同”、南京的“金陵国学馆”、苏州的“菊斋私塾”、武汉的“秋水书院”、广州的“九龙树一国学馆”、深圳的“童学馆”等。从中也不难看到国学教育的商业化。

民间国学教育机构，大概可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种。公益性的民间国学教育机构，需要创办者用资金去租场地、聘请国学教师，但创办者从中毫无创收，有出无进，资金便成了最大的掣肘，如江西首家私人免费国学教育机构“晓波国学启蒙馆”，创办人黄晓波以个人工资来开办，后因杂事牵扯太多精力，收入减少，最终学馆难以为继，不得不停办。这不是个例，江西另一家传统文化学堂，由退休教师范式增自费开办，最后不但花光了近20万积蓄，还欠债4万。能坚持下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收支平衡。^[84]

公益性的国学教育机构难以为继，而营利性的国学教育机构则乱象丛生。商人逐利是本性，国学教育市场的需求，让商人看到了商机，纷纷创办国学教育机构。国学教育作为文化产业，亦未尝不可，但需要足够的办学资质，尤其是师资。王克伟曾对六家民办国学教育机构进行调查，其中创办人的情况是：学历方面，本科5人，专科1人；专业方面，6人分别是企业管理、人力资源、企业管理、计算机、计算机、会计；原职方面，6人分别是个人企业、宣讲师、高校教师、中学教师、软件设计、教育培训。部分教师的情况是：学历方面，本科3人，专科3人；专业方面，6人分别是法律、会计、广告设计、计算机、工商管理、设计。^[85]从调查来看，他们的专业背景比较混乱，与国学没有密切相关，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

从调查结果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新闻频频爆出国学教育丑闻了。如到高校办女德讲座的丁璇，捏造历史和人物故事，宣传落后甚至荒谬的女德观，引来全体社会的声讨。再如女童赴京学“国学”，却惨遭老师虐打，折射出各种国学班、传统礼仪班的培训乱象。再如读经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堂求学九年，最终圣贤梦碎，还是返回到体制教育，以九年的时间领悟到教育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而不可能再重回过去。这些国学乱象的背后，是营利性民间国学教育机构没有教育资质、师资素质不高、存在旧式教育的种种弊端，有的其实就是打着“国学”的幌子骗钱，如媒体就深挖了丁璇女德教育和反体制教育的读经教育背后的产业链条。这种乱象对国学和国学教育的声誉和未来的发展，都是一种极大的损耗。

（二）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学教育的推进，逐渐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影响了国学和国学教育的声誉，也严重损耗发展的动力，以至于不少人一听到“国学”“国学教育”就出现一种自然反应般的反感和排斥。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散乱化、形式化和功利化三方面。^[86]

1.散乱化

国学教育虽然得到政府的官方支持，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都缺乏统一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更多是由学校自主去开发、探索、实践、总结，其他学校再去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交流、学习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因为学校各自为政，所以国学教育出现了散乱化的问题。

（1）教学师资的散乱。大学的专业型的国学教育，从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师资介绍来看，主要是从文、史、哲三个院系抽调组成，再外聘知名专家兼职。人大和武大都是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但近来也有其他一些投身国学热潮而兴办国学的院校，师资力量就单薄得多了，其办学质量也就让人担心。因为大学国学教育专业才兴起不久，而且专业型的国学教育，其目的是培养“读书种子”，投身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就更少了。所以中小学非常缺少专业的国学教师，大多由科任老师或班主任兼任。至于民间国学教育机构，不少创办者都是打着传承国学的幌子以谋取私利，更是欠缺正规的国学师资。

（2）教学内容的散乱。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学教材，大多由学校自主选定，也表现出一种随机性。中小学和民间国学教育机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五经，再就是蒙学内容，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弟子规》等。然后再兼以琴棋书画。总的来说，教学内容相对随机、混乱。大学的专业国学教育，课程设置则基本在小学、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的框架内，再根据本校师资力量，设置一些特色课程。

（3）教学方法的散乱。教学方法的散乱，是指在教育活动过程中违背教育逻辑和教育规律的行为。大学以外的国学教育，其方法大多是记诵，以诵读和背熟儒家经典为主。四书五经的文字本来就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机械地记诵而不理解其义，并不符合少儿阶段的认知特点，时间一长，很容易丧失学习国学的兴趣和动力。这就对国学教育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到国学教育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2.形式化

虽然国学教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国学始终没有正式进入当下的教育制度内。在现下的教育体制里，国学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自我定位和安置的地方，这也是目前国学教育发展的困境。

在大学的学科制度里，国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与现有的文、史、哲三学科存在重合，所以国学至今未能成为一级学科，不能授予国学学位。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学生毕业、就业。折中的解决方法就是毕业时由学生自主选择文学、历史学、哲学来授予学位。在中小学的分科教学制度里，国学也仅是作为校本课程和素质教育而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正式的课程。因此，在正式课程之外，为了国学教育的开展，许多学校不得不耗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学生负担。而在升学的重压之下，学校和学生又势必将重心放在与升学相关的课程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学教育不免形式化，在现在的教育制度里被边缘化。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阵地是如此，那在民间就更严重了。在“国学热”的浪潮里，催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学活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作秀”和刻意“仿古”的现象。这些国学活动，大多忽视国学深层的文化内涵而不辨好坏地把国学抬出来，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如女德班，宣教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就是如此。

3.功利化

国学大热，追随者云者鹜从，促生了国学教育的需求，不少人从中看到商机，把国学当作赚钱的工具，建立起各种国学班、女德班、传统文化礼仪班等，收取昂贵的学费。如广州“孟母堂”，每月收取学费2500元，一学期即需1万元；再如绍兴“国学私塾”举办体验国学活动，更是直言小孩家长有私家车的就可以来报名。

在高校也涌现出各类国学班，其费用更为高昂。如武汉大学开办的“乾元国学讲堂”，每月仅在最后一个周末上课，一年只上24天课，讲授《周易》《道德经》《庄子》和“四书”等国学经典，一年费用收取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就高达1000多元，被称为“天价”国学班。北京大学也有一个“乾元国学教室”，有研究生班和董事长班，学杂费一年分别是2.6万元和3.2万元。

国学文化产业化，本亦无可厚非，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学教育的发展。但是，某些国学教育机构为了将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夸大国学教育的作用，甚至以传销的方式来推广国学^[87]，误导世人相信“国学”是一剂万能的“良药”，而忽略了一项教育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这也使得接受国学教育的人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如某集团董事长，平日喜作中式打扮，谈儒礼佛，同时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读》（吉林美术出版社，2005），二是以南怀瑾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另一种情况即是大呼上当，与国学决裂，如2014年学“国学”女童遭虐打事件，其母原为国学爱好者，最后成了体制教育的回归者；2016年“读经十年，一朝圣贤梦碎”的少年，最终也回归了体制教育。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副院长袁济喜说：“民间国学书院的兴起，对现行教育机制是一种冲击与挑战，是市场化的选择，高校办国学班应有‘义利兼顾’的办学理念，应当有大致成熟的课程体系，对于那些骗取钱财等不良现象，应当设置投诉与受理渠道，由制度和法律来监督。”^[88]社会上不断曝出关于国学乱象的丑闻，已严重影响了国学的声誉，确实需要制度和法律来监督，保证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伴随着“国学热”的大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教育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发展到今天，我们也需要对国学教育进行总结和反思，使国学和国学教育得到健康和更为长远的发展。

【注释】

[1]原载于《国粹学报》第19期，1906年8月9日。

[2]原载于《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国学讲习会序》发表时署名为“国学讲习会发起人”，或考虑到章太炎创立了“国学讲习会”，又时任《民报》主编，不少人将《国学讲习会序》归于章太炎名下。但也有人考为章士钊（行严）所作，并将此文收入《章士钊全集（第一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3-7页。

[3]陈独秀：《寸铁·国学》，原载于《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4]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原载于《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5]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第1页。

[6]原载于《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

[7]原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原载于《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9]楼宇烈：《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第553页。

[10]雷颐：《“国学热”、民族主义转向与思想史研究》，《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第141期，第14页。

[11]雷颐：《“国学热”、民族主义转向与思想史研究》，《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第141期，第6页。

[12]原载于香港《民主评论》第9卷第1期，1958年1月1日。

[13]这个观点出自1988年6月16日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河殇”，即黄河之死，中心思想就是西方的蓝色文明要优于中国的黄色文明，中国应抛弃黄色文明而推行蓝色文明，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14]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2-3页。

[1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第1645页。

[16]毕全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

[17]文哲：《久违了，“国学！”》，《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

[18]可参详徐庆文：《90年代“国学热”》，载庞朴主编《20世纪儒学通志·纪事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238-240页。

[19]雷颐：《“国学热”、民族主义转向与思想史研究》，《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第141期，第11页。

[20]景海峰、赵东明：《诠释学与儒家思想》，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277页。

[21]关于“国学热”的表现，可参详何锡蓉：《新中国哲学的历程》，学林出版社，2012，第308-315页；姚才刚、王智慧：《当代中国国学发展报告》，载《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78-391页；陈来：《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2]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

[23]《〈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于《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24]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原载于《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5]陈独秀：《国学》，原载于《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26]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第1页。(https://www.xing528.com)

[27]“概念不清”和“内容和范围模糊”这两点原因的概括，主要参考自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一文，参见《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第24页。

[28]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1页。

[29]张立文：《国学的度越与建构》，《理论视野》，2007，第24-25页。

[30]李中华：《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理论视野》2007年第1期，第27页。

[31]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

[32]刘桂生：《“国学”的外相与内涵》，《人民日报》2007年8月10日。

[33]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载虞万里校点《马一浮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第10页。

[34]邱燮友的四门分类，漏掉了“史学”，而詹杭伦、孔祥骅、刘介民在四门之后所列举的内容与邱燮友所列举的，彼此间又有相异的地方。参见邱燮友：《国学课》，三联书店，2007，第3页；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11页；孔祥骅：《国学入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8-9页；刘介民：《国学基础导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5-6页。

[35]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2页。

[36]赵汀阳：《国学之争在学理不在“意见”》，《新京报》2005年7月30日。

[37]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兼评〈论天和人的关系〉》，《哲学研究》1994年第8期，第39页。

[38]景芳、吕绍纲：《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兼评〈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40页。

[39]刘丹忱：《国学热与国学的定位和前瞻》，《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期，第93页。

[40]王富仁：《“新国学”论纲》，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2、3期。

[41]何炳松：《论所谓的“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42]罗卜：《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36页。

[43]赵吉惠：《“国学”是历史文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2页。

[44]张衍田：《国学教程》，中华书局，2013，第11页。

[45]朱维铮：《“国学”答问》，《书城》2007年第9期，第7页。

[46]季羡林：《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紫光阁》2007年第8期，第60页。

[47]袁行霈：《国学究竟有什么用》，《人民日报》2007年6月20日。

[48]李廷华：《漫漶无稽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读后》，《书屋》2011年第1期。

[49]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

[50]赵敦华：《试论国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新视野》2006年第3期，第44页。

[51]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

[52]周桂钿：《国学精神与当代社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92页。

[53]刘丹忱：《国学热与国学的定位和前瞻》，《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期，第99页。

[54]朱维铮：《“国学”答问》，《书城》2007年第9期，第7页。

[55]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56]蒋国保：《为“国学”正名》，《文汇报》2006年7月24日。

[57]这是李宗桂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对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总结的一点内容，参阅《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第16页。

[58]可参阅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载《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康晓光2002年在网络发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一文，后以《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为题目，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此后，又发表《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并于2004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

[59]在20世纪90年代，罗卜最先发表《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1994），随后，学界围绕着“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展开讨论。1995年1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孔庙举行座谈会，就“国学热”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分别举行讨论会，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专题讨论；12月，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等单位联合召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召集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意见相对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争论。新世纪，儒学复兴思潮也引来了极大的批判，具体可参阅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家“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及《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以及袁伟时《国学热中话顾准》（《新京报》2005年7月27日）、张远山《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义”》（《书屋》2005年第7期），等等。

[60]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第25页。

[61]关于国学论争的实质，可参详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和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发表于《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62]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第30页。

[63]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时报出版公司，1984，第8页。

[64]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3页。

[65]毕天璋：《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7页。

[66]（清）佚名：《黄仲苏大令上江督刘制军书》，载《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三秦出版社，2000，第9904页。文中称“开民智之方，其目有四：一、设学堂，二、变科举，三、译西书，联合会、开报馆。”可见设学堂乃其中之一的措施。

[67]王立刚：《国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使命》，《中国教育科学》2015年第4辑，第195页。

[68]韩华：《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第149-152页。

[69]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00页。

[70]熊贤君：《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原因破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熊贤君《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及价值解读》，《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71]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第182-221页。

[72]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9，第5-6页。

[73]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撰，国立编译馆译《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24、26页。

[74]熊贤君：《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及其价值解读》，《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第102页。

[75]傅孟真：《论学校读经》，《中华教育》1935年第12期。

[76]雷颐：《从批判到倡导：“中共”与国学热》，《二十一世纪》2014年第2期。

[77]范涌峰：《国学教育的理性探究》，《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42页。

[78]王立刚：《国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使命》，《中国教育科学》2015年第4期，第210页。

[79]何玲华《“国学”的含义与大学生的国学态度趋向》，《中国大学教学》2010年第11期，第28页。关于大学国学教育，亦可参详赵淑梅：《振兴大学国学教育的理论探索》，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0]梁涛、孙劲松：《国魂之学与学科之学——关于我国大学国学教育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4年11月4日第11版。

[81]程水金：《国学学科问题再思考——“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研讨会”综述》，《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第15版。

[82]吴安春、孟佳：《按教育规律解决国学教育难题——北京市中小学国学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4日第6版。这篇报道有助于我们通过北京市这一例子来真实了解当下中小学国学教育的现状。

[83]许世明：《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1期，第167页。

[84]刘晨、沈洋：《国学教育路在何方——民间公益国学启蒙教育现状调查》，《经济参考报》2008年6月16日第14版。

[85]王克伟：《当下中国社会“国学教育热”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第46-48页。

[86]国学教育存在“散乱化”“形式化”“功利化”的问题，主要参考自余宜芳：《对当前国学教育热的冷思

[87]沈占明：《当传销穿上国学的马甲》，《检索日报》2014年12月10日第7版。

[88]张棋均：《“国学班”乱象》，《齐鲁周刊》2016年第30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