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国学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教育现代化的成果

如前所述，“国学”一词，早已有之，但作为与西方学术相对的中国学术，是在20世纪初才提出来的。先有国学，再有国学教育，而国学教育又是随着中国教育进入现代化才形成的教育理念。

（一）教育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具有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的教育体制。最早学在官府，国家设有“国学”，地方又设有府州县学。“国学”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改称太学，晋代及元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唐、宋、明、清均称国子监。春秋时期，学问下移，私学兴起，自此形成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私学发展到南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教授基本知识和品德修养的蒙学，主要有乡学、村学、家塾、义学等；另一类是为年龄较长、具有一定基础的学子设立的研究学问或准备科举的书院和学馆。

传统教育的教育内容，先秦主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私学即因学术流派而异。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取得独尊地位。而且，自隋代起设置的科举制度，除了特设科目外，“明经”“进士”科主要考查的也是儒家经典。因此，汉代以后，无论官学私学，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革学制也就成为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要求。1889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然而直到1905年才废止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并设立学部：“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66]。至此，中国传统教育终于走完了全部的历史路程，艰难地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二）国学教育的发展

国学教育是教育现代化后才提出来的，虽然其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与现代教育并不完全一致，但终究是在现代教育的基础上或框架之下出现的。从这点来看，“国学教育来自传统教育，属于当代教育”^[67]。国学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兴起、停滞、复兴三个时期。

1.兴起期（1840至1948年）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教育开始现代化进程，采纳了西方分科化、课程化的教育体系。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设置分学科教学的“三段制”，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在此系列之外的各类学堂，主要有实业和师范两类。《章程》因颁布于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均设有“读经讲经”科，高等教育的大学堂设有“经学”科，另设有通儒院，“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属于研究院性质。此外，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还设有“修身”和“中国文字”科。由此可知，癸卯学制中，还保存不少国学内容。

1912年，溥仪下诏退位，清朝统治宣布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1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教科书必须符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小学家读经科一律废止”。《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即重新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国文”代替了“读经讲经”科，大学虽亦取消“经学”科，但还是分散到哲学、史学诸科之中，只是不再单独存在。国学就变成这数类学科的一部分，再无独立的地位。至于私塾，教育部即强制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塾师必须到教师教育机构接受培训，禁止向学生讲授“诗云子曰”之类的旧学，教科书也必须得教育部认可，授课科目与相应学校一致，否则使之关门停学。因1912年旧历称壬子年，故此改制又称“壬子学制”。

此后，读经教育也曾多次被提起。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规定“以孔子之言为指归”，要求各校“尊孔读经”，但这并没有落实到课程标准中。同年4月，王学曾等人向政治会议提出设立经学馆议案，学习五经，译播欧美。1917年，四川省教育会骆成骧等人联名上书请“规复读经”^[68]。但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进。清末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向日本、西洋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这批学成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科学民主思潮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1920-1921年，欧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如杜威、孟禄等人相继访华，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教育在中国迅速掀起一股热潮。与之相对的是，国学和国学教育日趋冷落。

从传统教育到癸卯学制再到壬子学制，我们可以看，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入，国学越来越淡出历史舞台。教育现代化每推进一步，国学的地盘就失落一部分。1921年，哲学家罗素在访华告别演讲中，曾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中国不应该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69]这段话说得非常客观正确，在西学潮中给时人予警醒。而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亦在瓦解，社会矛盾加剧。这时，有识之士逐渐采取行动以挽救国学，由此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了一场国学教育运动。^[70]

首先是创办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1920年冬，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创办，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1922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展开国学研究，并取得丰厚的国学研究成果。1925年，清华学校创建国学院，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担任导师。其后，众多高校，其中不乏教会学校，都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相继设立了国学研究所或中国文化研究所。^[71]当时，独立的国学教育机构，除了无锡国专外，1933年还创办了河南河洛国学专修馆。这表明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学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学的失守，希望通过成立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来挽救国学。

这场国学教育运动也蔓延到中小学教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文教育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国文教育）是国家组织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需要”，“国与民之连锁即全赖乎此”，“立国之精神，即由语文而继续传衍”，“保持国文之教育，正为国家生命与民族精神寄托之所在”。^[72]1929年中学国文教育规定初中国文“养成平易的了解文言文书报的能力”，高中国文“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的目标。1932年，课程标准又增加了“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的要求，并把它列为首要目标。为了让广大师生注重国文的固有文化教育功能，初级中学毕业会考、高级中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中，都专门设有“国学常识”试题，即试卷主要由写作、国学常识两大部分组成。(www.xing528.com)

1931年9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邀请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访考察中国之教育。考察团沿着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定县—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广州这一路线，考察了当地的教育，直至12月中旬结束。次年12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报告书主张中国教育应构筑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而且“中国为一文化久长之国家，如一个国家为教育而牺牲它历史上整个文化，未有不蒙重大的祸害”^[73]。报告书切中时弊，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带动了国学教育。

虽然没再单独设置读经科，但国学以各种方式灵活地渗透到普通中学的课程中去，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影响其为人处世。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国学内容经常出现在普通中学的课程中，像南京金陵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大同中学、广东广雅中学等，就是如此。^[74]

再有就是湖南和广东发起的读经运动。1935年4月，湖南省主席何健要求全省中小学实行读经，并派曹典球编著读经教材。5月6日，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人员，以《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为研究科目。6月8日，陈济棠还来研究班讲授《明德要义》，鼓吹尊孔读经。当月，明德社又开办学海书院，聘张东荪为院长，招收大学毕业生入书院读经。

湘粤两地的读经运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1934年，《教育杂志》第25卷第5期出版“读经问题”专号，72位专家就中小学读经问题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沸扬一时。到了1935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与王新命、章益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倡言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而作为反对方，傅斯年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汉唐宋明都是实例；经学在过去的社会里，有装饰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都只是各个时代的哲学；现在中小学课程已太繁重了，绝不可能再加上难读的经书。”^[7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教育受时局影响，国学教育也停滞不前。

2.停滞期（1949至198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学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4年提出“古为今用”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因“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原因，我国大陆地区国学教育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3.复兴期（1990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文化被压抑，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整个社会发起一股“文化热”。而经济发展增速，与外交流越来越密切，西方文化亦随而之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因此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再次提出“振兴国学”的口号，“文化热”转而被“国学热”取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学教育伴随着“国学热”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官方越来越重视国学教育。1990年11月，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上，与会者提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对其危害绝不可低估。”^[76]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夏衍、启功、曹禺和巴金等九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议案，提倡儿童读经教育。2001年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提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2003年，教育部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再次提道：“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虽然官方越来越重视国学教育，但还是将读经教育与国学教育（或者说传统文化教育）做了明确的区分：在2005年6月2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指出蒋庆《读经与中国化的复兴》“试图造成教育部也认同‘少儿读经’的主张，支持他们设置儒学基础教程的印象。这些做法试图混淆视听，蓄意误导社会舆论，把基础教育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要求与‘少儿读经’混为一谈，必须予以澄清。”

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便成为国人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要建设中国特色之文化，必定会追根溯源，寻找本国之特色。官方也因此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教育。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随后又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相继挂牌成立。2007年7月，首届国学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各部委相关领导、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知名大学校长、教育专家、国学教育研究机构及相关社会团体负责人等纷纷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这“标志着国学教育从一种民间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官方关注的教育形态，国学教育从边缘开始走向主流，也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学教育在中国的复兴”^[77]。2010年，全国学校开始“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增加传统文化在升学考试中的比例”。

再次就是“海峡两岸国学教育的合流”^[78]。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国学教育，以各种方式走进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1990年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迅速风靡全国各地，引起社会上的一股阅读讨论的热潮。这使得国学教育逐渐走入普通百姓，激发了国人对国学的学习兴趣，最终促进了国学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