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国学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国学论争解析

“国学”，自清末民初提出再到新世纪复兴，就一直存在着论争。论争的核心，一是“国学”是否合理；二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碰撞，新旧交替，如何去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就成为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学”是个很含混、笼统的概念，在谈论“国学”时，每个人所指各有所侧重，这是因为学界对国学内容范畴的界定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一）国学论争的内容

在20世纪初，邓实最早将国学定义为“一国所有之学”。从邓实的定义来看，“国”当指国界，在地域上限定在于本国；“学”或理解为学术、学问、学识、学理等，其所指的内容，就有了多种解释。章太炎讲授国学，将国学内容划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钱穆《国学概论》的内容，则以经学和子学为主，再兼及“清代考据之学”和“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胡适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指的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23]，吴宓则认为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24]。当时国人出于爱国情绪和文化自保，也常作宽泛的诠释，只要是属于本土的传统文化，就冠以“国”字，以示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如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等。因此，陈独秀、郑伯奇和曹聚仁都认为“国学”一词过于含混、糊涂。1924年，陈独秀更认为“国学”一词不成立，并以此尖锐地批评了国故派和国粹派：“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一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地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25]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可以理解他的批判立场和价值取向。钱穆认为“国学”前无所承，“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所以也表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26]

经过一段沉寂期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学复兴。在新的时代，对国学内容的界定，依然是缠夹不清，众说纷纭，以致于有人建议不用“国学”一词或缓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27]：

一是概念不清，将不同层次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张岱年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28]，张立文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29]，李中华认为国学应该指中国传统文化^[30]，楼宇烈则认为“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31]，刘桂生认为“国学”的内涵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或“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研究”^[32]，等等。“中国学术”“学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术文化研究”，都不是同一层面意义上的概念。除此之外，还有人将“国学”与“儒学”“孔子思想”“哲学思想”“封建文化”等混为一谈。诸此种种，将“国学”的概念搅得混乱不堪。

二是内容和范围模糊，论者之间并无共识，莫衷一是。章太炎参考经、史、子、集四部将之界定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五学，但马一浮认为四部是古代的图书分类法，故应以“六艺之学”来“楷定国学”，进而统摄一切学术。^[33]清代姚鼐将“学问之事”分为义理、考证、文章三端，后来曾国藩在此基础上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据此，邱燮友等人又将国学分为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但是国学四门所涵括的内容，各人又略有不同。^[34]中国学界现在已习惯了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张岱年参照西方分科体系，认为国学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又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35]赵汀阳认为中国的传统研究是综合性学术研究，“同时是政治、伦理、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混合理论”，以西方学科制度去“规整”中国学问，难免会影响和改变许多问题的原本性质，所以提出了“综合文本”说。^[36]综上可见，“国学”之“学”，论者各有阐述，导致对国学内容范围的界定，各执一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背景与清末民初已大不相同，“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大，这也引起了争论。从时限来说，清末民初所说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古代这一时段的学术文化，但现在学界有说不但包括古代的，还应包括近现代的，甚至包括当代的。如王生平认为，以往中西文化比较都是以中国的旧学（即国学的研究对象）与西方的现代文化去比较，但现在中国不但走出了旧学，产生了新学，而且还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以扬弃的形式摄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所以“如果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国学，而且从质上看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37]。但金景芳、吕绍纲还是坚持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学不应在国学范围内。”^[38]王杰也将“国学”的时限划在“民国以前”：国学“就是民国以前的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所有中国学术文化的总和”^[39]。但若将时间限定在民国以前，势必将中国现当代的文化排斥在“国学”的范围之外，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就凝固起来了，所以王富仁又提出了“新国学”一说，强调凡是用汉语言文字书写的文学与文化，都归于“国学”的范畴之内。如此的“国学”，将一直处于发展的动态，时间对它来说，是毫无界限的。这样，“国学”作为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就得到充分的利用。^[40]

“国学”之“国”，本为强调“学”的疆域界限，以此突出“学”的民族性。“国学”提出以后，陈独秀、钱穆就表示学术本无国界，而何炳松也曾批评说：“国学的国字，显然表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的精神。”^[41]国学若一直囿于学术文化的国界，未免有“自固”“自秘”“自赏”的嫌疑。更重要的是，国学的提出和复兴，都有着西方文化冲击和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背景，细味国学的发展，“国学”之“国”，不仅是划清界限，更有中西文化对抗的意味在其中。新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随着国学的大热，国学渐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那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其指导地位是否会因此受到威胁呢？罗卜就此指出，如果以为能从“国学”中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而置之一边，就未免太过迂腐，而且“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42]由此引发学界关于“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讨论。在讨论中，关于国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而扩大了国学的外延。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和开放的，并不拒斥外来文化，反而会合理吸收，传统文化里有不少内容就是吸收外来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消化吸收，最终创造出中国的佛教文化。因此，赵吉惠认为：“今天的‘国学’，虽然还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全部。但是，随着历史与文化的不断积淀、不断融通、不断演变，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所以‘国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理所当然与过去有所不同，‘国学’除了包括‘国故学’之外，还包括本是外域之学而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43]

此外，还有人从“民族”扩展了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历代以来，汉民族文化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元、清是蒙、满民族统治的朝代，亦被汉文化同化，所以直至今天，我们谈起国学，依然是指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所以张衍田提出：“中国的国学，是综合研究以汉民族为主体、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各自的文化特色与相互文化融合的学术。这样的国学内容，才是中国国学的完整概念。”^[44]朱维铮指出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所以要求讲“国学”必须确定两个前提，其中一个就是“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45]。可见，张衍田和朱维铮都认为“国学”并不等于“汉学”，还要包括各民族文化在内。

从时限、国界到民族，国学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大，所以季羡林和袁行霈分别提出“大国学”和“新国学”，从范围的“大”和时间的“新”来囊括国学。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46]袁行霈则提出了“新国学”：要开掘国学的当代意义，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来对待国学，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处理好中外文化交流关系，正确对待古今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47]。但是，也有人提出了批评，如季羡林的“大国学”，就有人批评为漫漶无稽。^[48]由此可见，国学概念的界定，实在是难以尽善尽美，让所有人都认同。

从上可知，“国学”概念大体是比较含混且宽泛的。因此，楼宇烈认为还是应该将国学的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说中国所有学问都叫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49]再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又有人强调“国学”应属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如赵敦华认为：“‘国学’当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范围，但并非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国学’……惟有贯通中西，汇其精华，‘立乎其大者’，才能享此殊荣。”^[50](www.xing528.com)

国学的范围如此宽泛，所以又有人强调“国学”的主体为儒学，如纪宝成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51]再如周桂钿，也将国学核心归结为儒学的思想精华：“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国学精神主要是儒学。儒学的仁义之道、和而不同、经济调均、仁民爱物、为政以德等思想精华，对于促进世界和平、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生态平衡，对于提高个人素质，都是有重大意义的。”^[52]郭沂也认为国学“以儒学为核心”^[53]。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早在民国时期，马一浮就提出以“六艺之学”来楷定国学，进而统摄一切学术，而“六艺”即是六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显然是以儒学来界定国学。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朱维铮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复体，国学自然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所以“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54]。舒芜即态度激烈地质疑道：“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因为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所以他“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的，明摆着是倒退嘛”。^[55]随后，蒋国保撰文为“国学”正名，在列举章太炎、马一浮、钱穆等人对“国学”的阐释后说：“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舒芜所说的，只是特指儒家学术。^[56]

这就必须提及儒学复兴思潮了。20世纪90年代，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有论者视传统文化是尽善尽美的，宣扬回归传统，更有论者倡议复兴儒学，把传统文化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直接来源”，认为半部《论语》仍然可以治天下。^[57]新世纪后，新儒家又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不少儒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并公开宣传“立儒教为国教”的观点，明确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58]这种言论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引发了论争。^[59]“国学”，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上述的这种思想倾向，是以“国学”为旗号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国学也因此受到了批判甚至抵制。

围绕着“国学”的争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但国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无论对国学还是国学教育，无形之中都会形成种种的掣肘。那么我们应如何给“国学”下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呢？如果从国学的发展史来看，“国学”界限的划定是不断演变的：古代的“国学”是指国家一级学校，近现代的“国学”主要是指古代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学术历史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时间上从古代延伸到近现代，学科上亦涵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且各人所指又各有所侧重。“至于‘国学’之‘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因为传统文化研究也会随着时间成为研究对象而最终也成为传统文化。如“四书”是传统文化，而研究“四书”的《四书章句集注》，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成了《四书集注简论》的研究对象，现在三者都属于传统文化了。基于此，李宗桂给“国学”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就时限而言，包括古代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传统文化（不包括当代文化）；就学科门类而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国别而言，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世界而言是国学；就内容而言，《十三经》《诸子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二十四史等是国学，民俗风情、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是国学。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谓传统文化，是广义的说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不仅仅是某家某派学说。”^[60]

从国学百余年的发展史来看，李宗桂的定义还是相对合理的。20世纪90年代国学复兴并形成一股热潮，背后有着国家力量的支持，而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如被视为国学复兴标志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及其“编者按”，就明言：“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国学”，而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亦于2000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院。在政府各部门制定并颁行的文件中，虽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名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国学研究者和国学教育者均视之为国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在践行中推动了国学的发展。诸此种种，将国学内容的范畴界定于传统文化，无疑是比较合理的。

（二）国学论争的实质

从国学的发展来看，国学的兴起与复兴，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学是否合理，是否定还是提倡，不同的态度倾向，究其实质，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6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提倡国学，也是认识到国学的价值，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意识，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又使国人加强民族凝聚力。至于国学内容范畴的界定，其实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当代民族文化，从时限、疆域界限等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而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并将儒学政治意识形态化，由此引发的争论，其实就是一种修正。

倡导国学，但不能盲目推崇国学、迷信国学，而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提倡国学并不意味着要拒斥西方文化，也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所谓的本位文化建设，在今天看来，不外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既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又适合中国国情；既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又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弘扬文化建设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学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62]

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国学与现代化呢？金耀基曾言：“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63]罗荣渠也曾说过：“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64]现代化不是摧毁传统，而传统即可发掘其正面的功能以助于现代化，我们不妨视之为对待国学与现代化的“方法论原则”。

总的来说，国学的兴起与复兴自有其历史的缘由，也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国学发展至今，社会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已影响到国学的声誉以及世人对国学的评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国学自我修正发展方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