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意义

纵观国学百余年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三段：一是1840至1948年，是国学的兴起期；二是1949至1989年，是国学的沉寂期；三是1990年至今，是国学的复兴期。

（一）兴起期（1840至1948年）

国学的提出与兴起，缘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开始自我反省，并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风气。先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又形成“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又引来时人对洋务运动的质疑，如严复以“牛体马用”来批驳“中体西用”，认为不但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体制文明。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而戊戌变法的惨败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又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次的“道统”问题。所以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思想改革，激进的青年学者以全盘西化的态度，一方面，发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要求“打倒孔家店”，粉碎“吃人的旧礼教”；另一方面，开展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从精神层面上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和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除旧革新，是历史正确的选择和走向。但从中也可看到，西学步步紧逼，而传统文化则节节后退。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和文化入侵，民族自觉和文化认同也在苏醒。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学，“国学”被提了出来。一方面，以“国学”与西学抗衡，寻求文化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以“国学”来挽救国家民族危难，保国存种。

19世纪末，受“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提倡“国学”，以区别于“汉学”和“西学”。这触动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梁启超致信黄遵宪，商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次年又与黄节等人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这标志着国学在中国的立足。1906年，邓实撰文《国学讲习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1]一国有国之学，中国自有中国之学，这是相对西学而言。可见，邓实侧重于文化学术的国域界限，强调的是民族性，以求文化认同。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后又成立国学振兴社。在署名为“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有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2]这显然是将国学视为立国兴邦的根基，阐述了国学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强调了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在当时的历史时势下，将国学与救亡图强关联在一起。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国人发现西方文明亦非尽善尽美，中西文化两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如1920年梁启超旅欧归回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和1921年梁漱溟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不再将西方文化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这使国人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也对中华文明增添了几分自信。

与此同时，国人也在反思：全然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否可行？这种反思又促使国人不断去传授国学和研究国学，从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了一股国学热潮。1920年底，唐文治等人筹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延聘当时的国学导师，培养了一批国学学者。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培养了近现代许多国学大家，而他的讲演也由人整理成《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出版。1922年，东南大学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同一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开展国学研究。1925年，清华大学创建国学院，聘请王国维、陈寅恪等培养国学人才。其后，很多高校，包括教会大学诸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都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在这十年，出版了一大批国学著作，如钟泰《国学书目举要》（1925）、徐文泰《国学入门》（1925）、范皕诲《二千五百年来之国学》（1927）、顾荩臣《国学研究》（1930）、钱穆《国学概论》（1931）、蒋梅笙《国学入门》（1934）等。

这股国学热潮也引发了一场论争。有人对“国学”表示了质疑，认为“国学”是个含糊笼统的名词，是时代的产物，未来恐怕也不成立。曹聚仁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曾将章太炎讲授的国学内容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但也表示：“‘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陈独秀在1923年发文也表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并在文末转录了曹聚仁的话，言：“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就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3]郑伯奇亦言：“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词，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4]钱穆也认为国学“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将来亦恐不立”。^[5]国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无疑是一个新名词。国学的内容与范围，也无明确划分，时人常作宽泛的诠释，也的确是国学存在的问题。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之争更为激烈，有学者表示中国文化应该全盘西化，亦有学者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1933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三个派别：复古派、折衷派和西洋派。他自认为是西洋派，即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认为西方各方面都比中国好，中国要想发展必须全盘西化才有可能。与之针锋相对的是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这篇文章一开头就作惊人之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所以表示：“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模仿。”^[6]现代化是中国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但现代化并不就等于全盘西化，而丧失本位的文化，也就成为西学的附庸，被西方文化所征服，最终成为殖民文化。

在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之间，还有主张“整理国故”的。1919年12月，五四运动之后，正是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7]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身体力行。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创刊宣言中又提出从三个方面来“整理国故”。同年，胡适应邀为清华学子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广大青年大力推荐。这让胡适在当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1927年他撰写《整理国故与“打鬼”》^[8]辩解道，“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整理国故就是为了“捉妖”“打鬼”。胡适曾言“国故”是个中立名词，包含“国粹”，又包含“国渣”“整理国故”，就是弘扬精华而弃其糟粕，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接受。

上述对国学的三种态度，即是后来所称的“国粹派”“国渣派”和“国故派”。对于这场国学论争，楼宇烈明确指出了其争论的根本原因：“对于研究‘国学’不只是有对象、范围之争，更主要的是在以何种心态、何种目的去研究‘国学’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9]楼宇烈认为国学论争的原因是国学研究存在两点分歧：一是国学内容范畴的界定；二是研究国学的态度倾向。这两点分歧，在1990年国学复兴时，再度成为论争的重点。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生存危乎一线；继而是1946年的解放战争，直至1950年方结束。在这段战火连天的历史时期，国学也因之停滞。

（二）沉寂期（1949至198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学在内地（大陆）和港台两地的发展，出现了分化。

清末民初，西化促使中国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使国人摆脱了几千年的思想束缚，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在洋务运动中，保守派掌握了“儒学正统”的话语霸权，每每以“礼义纲常”“夷夏之辨”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近代中国的‘反传统’至少是‘势所必至’了。”^[1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站在阶级立场上，继续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思想和腐朽制度进行深刻的批判。1950年，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整理国故”也受到种种指责和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破旧立新，包括国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当作“封建主义”被“彻底打倒”。“在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学’几成绝学。”^[11]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批判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思想有其合理性，但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未能做到公平、合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国学也因此而继续陷入沉寂。(www.xing528.com)

但是，在港台两地，国学却有所发展。国民党迁到台湾后，为了消除台湾日据时期的殖民印记，国民党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在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台湾则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国学”命名的专著，就主要出版于台湾，如董桂先的《国学问答三百题》、钟泰的《国学概论》等。

继新文化运动“批孔”后，1974年再次发起“批孔”运动，认为儒学是开倒车的，为防“复辟倒退”，将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之相对的是港台两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儒学思潮。1958年，港台学者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12]，因有感于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呼吁复兴儒家思想，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在此基础上再去融通西方文化，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儒学”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对国学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复兴期（1990年至今）

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两年后，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西方思想文化又纷纷涌了进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撞击，一时之间各种文化观念相互激荡，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在这股“文化热”中，思想文化界由反省“文化大革命”转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又迅即延伸为中西文化的优劣对比，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黄色文明，是早已失去了生命力的封建文化，而西方文化即是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是不断进取的文化。^[13]

西化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流，同时也有学者以创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传统文化丛书、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并积极回应中西体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议题，在论辩中重新认识和评估传统文化，肯定其积极因素而摒弃其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努力为传统文化正名，摘掉“封建糟粕”的帽子。1989年底，俞晓群与陶铠等人商议组织出版“国学丛书”，时隔一年，“国学丛书”正式推出第一批书目，主编张岱年作序道：“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灿烂光辉的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语云：‘国有与立。’这立国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借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14]

历史总是相似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国学”再次被提出来。不同的是，这次国学的复兴，背后还有国家力量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改革开放后，价值观念的剧变又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15]讲话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官方对国学的态度，由批判转向倡导。

199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次年5月出版《国学研究》年刊第1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3年8月16日，素有“党的喉舌”之称的《人民日报》对此发表长篇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言：“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这篇报道的“编者按”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6]仅隔两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又发表短评《久违了，“国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17]这是国家提倡国学的开始，也是国学复兴的标志。

1994年10月5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还接见了会议部分代表。几乎同时，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亦在北京召开，李岚清和谷牧发表讲话，谷牧还宣布将大力推广教育部编定出版的《中国传统道德》丛书。这不但表明了国家对国学的支持态度，也反映了对国学由理论探讨开始转向实践运用，并纳入政府的实际操作层面。

作为呼应，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也纷纷进行了国学宣传。这些国家媒体影响力大，导向的作用也十分明显，使得国学在全国迅速火热起来。而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与热销、儒学研讨会的频繁举办，以及民间书院和民间经典诵读的兴起。^[18]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倡导国学，一是把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中国特色”，如1993年《人民日报》的报道称：“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1994年李岚清在北京大学教师座谈时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二是把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1994年中共中央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把“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并要求各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进入21世纪后，国家继续倡导国学。2004年3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制定《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要求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2005年6月，《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指出运用传统节日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各种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国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与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等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基于此，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要求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适当增加古典诗文的比例，中小学各学科都要根据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大学则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要求在大中小学有序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地融入到课程和教材体系，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并为此着力增强多元支撑，加强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其中一点就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例。”在升学考试中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比例，教育、教学势必会据此进行调整，因为升学考试，尤其是高考，向来被称为教育、教学的“指挥棒”。这也说明国家对国学的提倡，已进入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中了。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国家“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政治理论资源”，“肇因于深刻的‘合法性’需求”^[19]。这种在国家政策中加强“民族性”的做法，使官方话语具有日益深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也强而有力、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国学的发展。国家力量之巨大，是他者所不可比拟的。

民间也在自发兴起一股国学热潮。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文化的空间逐渐被压缩。自1905年起，中国传统教育进入现代化，采用西方分科化、课程化的教育模式，传统文化在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造成了国人知识结构中传统文化的缺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斗孔”“评法批儒”，导致国人严重缺乏国学常识，以致闹出了不少笑话。传统文化的匮乏，让国人开始反思，从而激发学习国学的兴趣。而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进而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弊端，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蚀着人心，而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等道德人格修养，就为全社会提供了最需要的东西。人们试图通过学习国学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提高国人的整体道德素养，重现礼仪之邦的美好风貌。如今，因为教育的普及，大众文化水平整体有所提高，以及现代传媒手段的发达，获取国学知识的途径更为快捷便利，这让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这场国学热潮中去。当前国学的推动者和追随者，大多来自民间，他们中不少人是出于兴趣而参加推动国学发展活动的。20世纪前五十年的国学热，参与者大多是当时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而90年代以来的这场国学热，则有种全民参与的意味。从这点来看，国学复兴也是一种社会需求。所以有人说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国学热：“这次国学热潮的发生是自下而上的，是基层许多活动刺激了社会神经，然后学术界才被动跟进，被卷入国学讨论中的。”^[20]

民间自发兴起，学术界积极响应，国家支持推动，使90年代形成的国学热在21世纪进一步扩大，形成一股从官方到民众、全社会参与互动的发展态势。^[21]在国家的倡导和民众的追寻下，国学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性的需求。首先是发表文化宣言，如《中华文化复兴宣言》（2001）和《甲申文化宣言》（2004），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文化政策，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媒体也纷纷推波助澜，如央视《百家讲坛》、《光明日报》“国学”专版、乾元国学博客圈，通过各种传媒向大众宣传和普及国学，对国学热潮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中断的祭孔活动也恢复了，而且地方主要官员也参加主祭以示支持，至今年年举行祭孔活动，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在王财贵和蒋庆的带动之下，在社会上又引发了少儿读经和开办私塾的热潮，以至于传出要在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流言。虽然教育部明确表示在当代教育体制内反对传统的私塾教育，但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里，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增加了古诗文作品在语文教科书中的比例。国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也纷纷成立，一方面，为了研究传统文化和破除学科壁垒，高校相继成立国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为满足广大民众对国学的需求，除了高校开办国学班外，民办国学教育机构也应需而生。作为国学的载体，典籍编纂也一直在进行，从“儒藏”项目到“子海”“子藏”的规划，形成了“经典汇编”的文化现象。随着国学的发展，学术界陆续举办国学发展的研讨会，并撰写了诸多国学论著，国学研讨对国学的健康发展至为紧要。此外，随着国学热在全国的蔓延，社会上各种国学文化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国学热。

国学的提出与复兴，都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为保存本国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当下，现代化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全球化是世界的发展趋势，国学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交流中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22]。在未来，相信国学仍将继续传承并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