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本与阅读
在《文化起源》中，夏蒂埃批评莫尔奈等的一个重要研究缺陷就是想当然地把书籍的印刷和流通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量度，以此来假设启蒙思想的深入人心及其强大的影响力，在莫尔奈等那里，“阅读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彻底地改变读者，使他们进人到文本所构想的内容之中”(47)。对此，他提出疑问：“是书籍造就了大革命吗？”尽管在18世纪，的确出现了图书写作、出版、发行乃至读者收藏、阅读的一个高潮，但如前所及，要由一般的阅读转变为一种信仰乃至革命的行动却并非必然，而只是大革命期间及之后的人们人为地将革命的成功归功于那些启蒙思想家及其思想著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大革命‘造就’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大革命赋予了特定的著作以一种先驱的和预先设计的意义，在事实发生之后将它们建构成其源头”(48)。
同罗伯特·达恩顿一样，夏蒂埃新文化史观的具体实践也主要体现在书籍史或阅读史这一独特的领域，这使他可以非常自如地回答以上的问题，对它们进行批评和反驳，而他对书籍史和阅读史所作的思考，也较之达恩顿显得更加深刻，林·亨特就曾经作出过如是的点评——“在推动书籍史进入文化史的主流方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夏蒂埃。”(49)和达恩顿一样，他对书籍史的兴趣也是从对传统计量方法的不满开始的，夏蒂埃坦言，“我的研究历程表现为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50)。或是如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是“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51)。具体表现在书籍史和阅读史上，就是更加关注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方式，“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52)
另一点与达恩顿相类似的是，他也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不同范畴作了区分，尤其是扩大了书籍史的外延，“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它的流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把书看作是一种物质对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53)。除了书籍之外，其他一些文本的传播形式也包括在内，如“口头传播形式和肢体传播形式”等。
但文本依然还只是一种物质形式，他更加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阅读，正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文本的真正意义方才得以产生，文化的差异也得以被凸显出来。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夏蒂埃将新旧文化史的区别和发展归纳为三组互为补充的范畴，其中文化消费是只注意到生产环节的传统文化史所忽视的，他把消费称为“另一种生产”，接受者将它所接受到的文化产品再生产为一种同该产品本来目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对文本的阅读就是最典型的文本消费形式，“作品只有通过构成其意义的解释方式方才获得意义。……任何文本都是某种阅读的产物，是其读者的一种建构”(54)。因此，夏蒂埃所讨论的书籍史，就是要研究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阅读。他提出：“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55)
阅读表面上虽然看似是被动的和服从的，但其在实质上却又是具有创造性的。在这方面，法国文化学家、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对夏蒂埃影响很深，德塞都在其代表作《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写道：“阅读（一个图像或一个文本）看似构成了被假定为构成消费者特征的被动性的最高发展，他被看作是一个‘娱乐社会’中的偷窥者。但在事实上却相反，阅读的活动有着一种默默的生产的一切特征：在页面间浏览而过，受到读者随意的眼光影响而出现的文本的变形，由个别文字推断而来的对意义的即兴发挥和期待，在短暂快捷的舞步中跳跃过书写的空间……（读者）将另一个人的文本占为己有，在其中注入各种意志：他偷偷地占有它，在其中激动不已，将自己复制进其中。”(56)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是一种生产活动，而读者的阅读同样是一种积极的生产，而两者所生产的结果往往大不相同，甚至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个文本，或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对一个文本的理解和创造也会是不同的。“不论解读是什么，它都是一种创作性的习俗，而其所创造的个别意义和含意，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书籍生产者的意图。解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形式，或者，就像米歇·德·塞尔托（即米歇尔·德塞都）所说的，是一种‘偷猎’的行为。”(57)夏蒂埃明显地接受了文学批评中的“接受美学”的理论，试图找出在文本外部形成的对文本的解释模式。他还借用福柯“话语的挪用”（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的概念，把阅读也称作为一种“挪用”，一种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的对话语权的争夺和控制。“在我本人看来”，夏蒂埃这样写道，“挪用确实关系到一个多种解释的社会史，将其带回到它们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即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并且停留在制造它们的特定实践中”(58)。
可以注意到，不同于达恩顿对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情有独钟，夏蒂埃更多地对一些文化理论采取了直接和开放的态度，布尔迪厄、德塞都、福柯、保罗·利科等名字及他们的理论都时常出现在夏蒂埃的著作中。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文化研究的名词，而是很好地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之中。例如，他在谈到借鉴文学和哲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时，指出“历史学提供了两种不必然相关联的研究取向：其一，从其零星而又多重的踪迹里，重新建构出形形色色更老式的解读；其二，辨识出作者和出版商试图在文本上施加某一正统做法或依循某种规则之解读的策略”。而在读者这一方面，则“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量：一方面，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组织被规定之解读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专注于循着个人的招供来追踪实际的解读，或者在读者社群——其成员共享着同样的解读形式和同样的诠释策略的那些‘诠释社群’——的层次上，重新建构出实际的解读。”(59)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以16世纪西班牙作家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拉皮条的女人》（Las Celestina）为例，指出研究阅读的历史时，面对一个文本，为了“恢复其真正的复杂性，需要思索三个极点——文本本身、传达文本的客体以及了解文本的行为——之间紧相结合的关系网络”(60)。这实际上代表了文本创造意义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1）作者将其思想和构思创作为一个固定的文本；（2）承载这个文本的客体形式，包括印刷的排版、纸张、装饰、开本，乃至一个错字漏字，或是口述的、肢体的、电子的等非纸质印刷的客体形式；（3）读者阅读的行为，包括阅读的目的、场合、方式、程度等。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种微小的条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意义的解读和阐释。
由此，书籍史或阅读史成为了历史学家探寻文化意义和文化习俗的一条捷径，尤其是近代欧洲文化自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之后，大量书籍的生产和传播，使得印刷的文本开始广泛地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当中。书籍（或阅读）史跨越了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打破了只根据财富及其社会地位、等级来对历史作评判取舍的传统做法，而看到了时代、文化的差异和历史中的不连续性，并且强调了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书籍（或阅读）史给了历史学家“双重的企图心和双重的任务”——“缩小范围来说，我们必须了解印刷品的多重的、互异的、相互矛盾的用途，因为相互竞争的各当局信赖印刷品的权力，而读者则依其能力或期待来操控它。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之，我们必须在书籍形式或文本（从质卷到抄本，从书籍到荧幕的）支撑物的长时期历史，以及解读习俗史里，重新书写印刷术的发端。至此，文化史或可在文本批评、书籍史以及文化社会学的交叉道上，找到一个新的区域。”(61)
对于文本和阅读的历史的探索，是夏蒂埃新文化史观最集中的体现，他也正是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来阐释自己对历史和对文化的理解的。尽管其研究和著述涉及广泛，但这种文化史的观念在所有的作品中间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有学者评价其成就时称：“他（夏蒂埃）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化史领域，在这里，他教会了历史学家近距离地观察普通人运用那些为其制造的文化产品的进程。”(62)
【注释】
(1)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7.
(2)Jyrki Hakapää“，Roger Chartier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Carnival，Vol. 2，March 2000，14.
(3)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7.
(4)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ed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40-41.
(5)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7.
(6)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16.
(7)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21.
(8)雅克·勒高夫：《新史学》，《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第31页。
(9)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第270页。
(10)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23.
(11)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新史学》，第142页。
(12)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26-27.
(13)Jyrki Hakapää，“Roger Chartier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5.
(14)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沈坚译，《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李宏图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34页。
(15)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89.
(16)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Cambridge： Polity Press，96.
(17)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104.
(18)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2-13.
(19)不过，亨特对夏蒂埃的警告也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尽管这些警告当然可以接受，但是我要争辩的是，语言作为隐喻或模式的使用已经被无可争辩地证实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一种历史学的文化取向的形成至为关键。（”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6）
(20)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99.
(21)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 and Frenchness，”99.
(22)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4-15.
(23)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9.
(24)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9-10.
(25)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10.
(26)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14.(www.xing528.com)
(27)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9.
(28)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ⅹⅱ.
(29)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40.
(30)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41-42.
(31)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32)同上书，第126、131—132页。
(33)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2.
(34)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3.
(35)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3.
(36)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4.
(37)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5.
(38)Keith Michael Baker，“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212.
(39)Keith Michael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4.
(40)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8.
(41)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
(42)Paolo Viola“，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4，No.4（Dec.1，992），807.
(43)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
(44)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
(45)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6页。
(46)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
(47)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68.
(48)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89.
(49)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9.
(50)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6页。
(51)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74.
(52)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53)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54)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37-38.
(55)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56)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ⅹⅹⅰ.
(57)罗歇·夏尔提埃（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21—222页。
(58)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13.
(59)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23页。
(60)同上书，第227—228页。
(61)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43—244页。
(62)Jonathan Dewald，“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1，No.2（Spring，199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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