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思想史与心态史的文化转向

一、思想史与心态史

传统的年鉴史学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作用，在布罗代尔著名的三种历史时段划分中，文化生活同政治活动、思想活动一起都被放到了第三层次，文化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忽略了，文化史的研究也在年鉴历史学家中显得相对滞后。尽管如此，年鉴学派还是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这在第一代年鉴史家，特别是在吕西安·费弗尔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费弗尔更倾向于将其文化史取向称为思想史，更多地关注于知识阶层的思想成就，他提出“‘思想运动史家’的任务最重要的是重新将各个思想体系的特性置于其所有的复杂与变化之中”⁽⁶⁾，而寻求思想形式及其社会表象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的特点，这种思想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强烈的年鉴学派社会史的特点，在费弗尔的两部早期思想传记作品——1929年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和1942年的《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夏蒂埃对当时的文化史研究提出批评指出，它们缺乏“一种对机制的分析，通过它在一个特定社会力量的群体中的基本思想范畴得以变成为内在的、不被察觉的心理图式，架构了所有特定的思想或行为”⁽⁷⁾。尽管并不十分满意，但他也仍然承认第一代年鉴历史学家对法国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他们的影响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开始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心态”（或精神状态），并将心态史放到了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心态”是个非常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可以用来涵盖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正如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所指出的那样，“心态史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其模糊性：可用之于研究别人置之不顾的资料，即史学研究分析中由于难以阐明其含义而置之不顾的资料”，同时，“‘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⁸⁾。

在众多心态史的实践者中，对于心态史的定义并不统一，如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这内容是恺撒及其古罗马军团中最低一等的成员所共有的，是圣路易及其土地上的农民所共有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手下的水手所共有的”⁽⁹⁾。在乔治·杜比看来，心态史是价值观念的历史；芒德鲁（Robert Mandrou）则说，心态史是人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了心智和情感两个领域；米歇尔·伏维尔则认为，心态史触及的是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如习俗、梦幻、言语、时尚等。(www.xing528.com)

不论对其概念有怎样的争议，但心态史确实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新的对象，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观念，也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社会中人们表象和判断的集体精神状态”⁽¹⁰⁾。特别是转向了普通下层群众的生活和想象，大众文化的研究成为了文化史中最活跃的领域，如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对农民生活所作的研究。心态被作为一种新的长时段指标，同社会和经济并列为历史的基本决定因素，伏维尔将心态称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认为“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¹¹⁾。于是，为了考察这种长时段的集体心态的变化趋势，就必然要像社会经济史一样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系列史的研究，要结合大量的历史人口学的量化研究成果。

夏蒂埃也曾是积极地主张和推动心态史研究的年鉴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心态史对于以长时段的经济社会史为中心的布罗代尔式年鉴史学的改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研究模式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尤其是对于传统社会史完全陌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及其提出的新问题的思考。其次，“认识到虽然社会差异并不仅仅依照财富或地位而构成，但也不是由文化差异所产生或居间促成的”。在这一点上，他批评了一些计量心态史研究中用心态（或文化）的差异作为尺度来衡量社会等级的做法。最后，认识到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旧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研究需要，他提到在许多的研究中已经用到了诸如遗嘱的格式、图像的主题、印刷的文字来代替传统的市场价格、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历史语言学或通过语言展开分析的研究也并不鲜见⁽¹²⁾。由此，心态史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方式，展开了新的历史维度。

如果说费弗尔时代的思想史关注的是知识精英有意识的思想结晶的话，那么心态史讨论的就是某个群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集体无意识，但它们都还不是夏蒂埃心目中所理解的文化史。在心态史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人群，不论他们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而这种限定常常都是由历史学家主观的假定所设定的，于是“在实际的研究之前，研究者就已限定好了她或他的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通过这种方式，对社会的社会科学定义就已经决定了文化的结论”⁽¹³⁾。另一方面，在将心态转移到年鉴史学的第一层次后，必然要对其进行量化的长时段分析，夏蒂埃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了进行量化研究，就必须将文化现象简单化为某些具体的物质表现形式。比如书籍史的例子，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现象，出于统计的需要，量化研究中一般只选择了书籍作为一种印刷产品、流通商品或个人收藏品的物质方面，而书在交流、接受和使用过程中的文化特性却是难以计量的，这样研究所得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夏蒂埃明确指出：“用传统的计量方法难以给予满意的回答。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¹⁴⁾因此，他由一般意义的书籍史深入到阅读史的研究领域，开始关注人们的阅读方式所具有的文化作用和意义，这将在后文中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