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籍史与阅读史
如前文所及，达恩顿的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就是所谓的“阅读史”或“书籍史”。可以将书籍史和阅读史视作文化史中的两个不同的层面，达恩顿不仅在实践中更在史学理论上对此作了深入的阐释。首先，在他对书籍史给出的定义中，称之为“经印刷后的信息的社会和文化史……其目的是要了解在过去五百年间思想是如何通过印刷传播，以及印刷的文字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14)。一般意义上的书籍史，根据书籍兼有的不同功能和形态而各有不同，如作为商品、艺术品和技术产品的书籍，可以分别归入到经济史、艺术史、科学史等范畴；而新文化史家们更多的是把书籍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思想传播交流的载体，因此将研究主要集中在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后大规模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时代，研究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图书扩展到报纸、杂志，甚至以后的广播、影视、网络等新兴的知识传播载体也被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达恩顿心目中的书籍史显然属于后者，他将这种关注社会文化史层面的书籍史的创立归功于年鉴学派。1958年，由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作出版的《书的出现》（L'Apparition du livre）一书，将书籍置于历史学家考察的中心；1969年马丁又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巴黎十七世纪的图书、权力、社会，1598—1701》(15)，使得“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一词被学界广为采用，尽管他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揭示书籍在长时段中的生产和流通形式这样的社会经济史层面，但却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化史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做的是进一步整合书籍史，将书籍的出版、收藏、阅读和文本分析冶于一炉，关注书籍传播的整个过程，从作者写作开始到出版商、印刷工、运输商、书店、图书馆和读者，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值得历史学家去挖掘其中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因此，“书籍史涉及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整体的过程，它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各种变化，它同周围环境中其他系统（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间的相互关系”(16)。事实上，前文中所提到的《屠猫记》一书里有相当一部分篇目可以看作是这种书籍史的体现。如达恩顿书中有关读者对卢梭作品的反应的论文，就提出卢梭通过他的文本在有意无意间引导了他的读者的阅读，让他们进入到作品之中去扮演其中的角色，“他改变了作者和读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17)。而与此同时，作者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读者，他的写作也随时随地受到对他的作品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批评和反应的影响。
如果说，书籍史主要还是在从一个总体的层面讨论书籍作为思想载体的传播过程，书籍的物质形式还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有着更多社会经济史的成分的话，那么阅读史则集中于读者接受和反应的阶段，集中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而且基本上是一项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史家注意到，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即使是对同一个文本的阅读中，其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卡洛·金兹伯格笔下16世纪的磨坊主梅诺乔，通过庞杂的阅读建立起了他独特、异端的宇宙观，就是一个典型的阅读史案例；达恩顿书中卢梭的读者让·昂松（Jean Ranson），也是通过阅读把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由于资料的限制，要对历史上读者在阅读中的反应和感受作出充分准确的评价并非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达恩顿举出了两种主要的形式——宏观和微观的分析。阅读史的宏观分析，主要是指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为代表的运用计量手段对历史上的读者人群、阅读习惯等所作的统计整理，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总体态势的概括性结论。而微观分析则较为具体，但同所有微观史学研究一样，也容易走上过于琐碎的另一个极端。通常微观阅读史都是从档案史料中获得的具体书目入手，或是个人的图书收藏、阅读笔记、订购目录，或是图书馆的借阅登记等，这使历史学家得以掌握关于各种阅读细节的直接记录。(www.xing528.com)
但是，阅读史并不仅仅是要回答诸如“哪些人看书，看了什么书，在何时何地看书”这样一些问题，关键还是要了解过去的人们“为什么阅读”以及他们是“如何阅读”的。因为阅读并不只是一种仅靠断文识字就能掌握的技巧，更重要的是理解并从对文本的阅读中获得意义的过程，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差异，而且也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而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正可以从一个角度探寻到其中的差异。达恩顿指出：“阅读有着一个历史。它不是每时每刻、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从一页纸上提取信息的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但如果想得更深一点，我们就会承认，信息必须被筛选、整理和解释。解释系统属于文化的结构，因时间而有着巨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一样，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阅读，阅读史可以同思想的历史一样错综复杂。”(18)阅读史由此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人类思想的窗户。
达恩顿本人就非常热衷于通过阅读史的角度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启蒙时代法国史展开讨论，除了前文所举的阅读卢梭的例子，还有如他关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各类禁书的传播和阅读的历史分析(19)。文中，他把地下文学作品的传播和阅读同日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联系在一起来看。在当时的禁书中，既有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也有萨德的色情文学，以及其他反对教会和贵族王权的图书，它们躲过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警察的追缴在地下广为传播，并且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尽管从买书、看书，到通过阅读吸收书中的内容和思想，进而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甚至革命的行动，并不能简单地连成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作为结论，达恩顿提出这些地下禁书的传播至少从两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动摇了旧制度的统治基础，“首先，在理论上：伏尔泰和霍尔巴赫（BaronPaul-HenriHolbach）的作品直接打击了教会和王权，以及支持它们的价值体系。其次，在内在心理层面上：引人反感的政治中伤将旧制度政治的巴洛克世界削弱为围绕着堕落和专制主题建成的虚假神话”(20)。在这个例子中，作为个人行为的阅读竟在无形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变革。
阅读史作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因其更关注于传播、接受以及文化的特点，并且包含了文本解读的意义，自然就归入到了新文化史的领域内，也被许多新文化史家广为实践。除了已举的金兹伯格《乳酪与蛆虫》的例子外，本书之前曾提及的如彼得·伯克的《朝臣的命运》、亨特的《色情文学的创造：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阅读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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