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娜塔莉·戴维斯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简要说明：其一，1983年，美国“激进历史学家组织”（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将历年来刊登在《激进历史评论》（The Radical History Review）杂志上的历史学家访谈结集出版，采访对象主要是一些知名的欧美左翼历史学家，包括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戴维斯等。颇有意思的是，编者还根据每位史家的研究专长和成就各配上一幅漫画肖像以作图式。画家把戴维斯的头像放到了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手擎三色旗的自由女神身上，女神手中的武器换成了历史学家的书册(28)。此中的含意再明显不过了，戴维斯化身为在历史学（或者至少是法国史）领域里引导推翻“旧制度”的历史女神，对其之推崇可谓高矣。其二，1987年，戴维斯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一个保守传统、充满性别壁垒的领地里获得了完全的承认和尊敬，须知，在她之前只有一位女性曾得到过这一殊荣，那还是在四十多年前。其三，1989年由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在扉页的献词里将书敬献给戴维斯，称她为“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泉源”(29)，在书中苏珊·德山更撰文将戴维斯同汤普森一起看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率先突破社会史局限、探索文化史的先驱，“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30)
从以上三个例证，不难看出戴维斯在美国史学界地位之特殊。作为林·亨特等人的前辈，她是率先垂范新文化史的先行者。阿瑟·马韦克在谈到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时，称“她的《马丁·盖尔归来》既是‘新文化史’，也是以后的‘微观史’的最佳典范”(31)。这种典范性在其更早先的研究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如1975年出版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收录了戴维斯自1965年以后的八篇重要论文，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要说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变迁之驱动力的决定性角色。”(32)如书的标题所暗示的，她将对文化的考察并列于对社会的考察放到了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而在书中，她更将文化与社会的主次关系颠倒了过来。戴维斯的弟子们在为其编辑的纪念文集中对其评价道：“非但没有把文化的经验看作是存在于首先是经济的、再是社会的现实之上的某种东西，甚至最终还从属于它们，戴维斯从她最早的著述开始就同新一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E·P·汤普森，一起找了共同的理想，坚持认为文化的实践和过程不仅不是社会经济经验的反映或表述，而且还构成了它。……在她看来，文化活动由此成为了构成和改变社会生活基本范畴（集体和个体认同的概念）的中心机制。”(33)他们还指出，在戴维斯的文化史观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文化与认同”（culture and identity），这是其连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桥梁，并且体现在她的大部分著作当中，如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文化与认同的交织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在谈到自己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时，戴维斯也表明了这种文化取向的态度，“我感兴趣于从其自身出发来解释社会体系和历史变迁，也就是说，从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原动力出发”(34)。
在美国学界，戴维斯常常被认为是同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气一脉相承的。由于从事法国史研究，戴维斯对年鉴学派自然相当熟悉，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许多历史学家更是意气相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戴维斯在法国史研究上的创新开拓成为了促使年鉴学派向心态史、向“年鉴—新史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动力，如有评论就认为戴维斯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对于带着只有量化的材料才能提供对大众生活的唯一指导这一信仰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法国史家来说，该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方法表明了还可以从传统形式的资料中了解到很多普通男女们的生活”(35)。
但这种联系又是相对的，如德山指出的，“尽管她的著作跟年鉴学派的情况是一致的，也跟年鉴学派朝草根历史和心态史的转向一致，不过，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地运用象征人类学，也藉由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来补足这一法国式的研究取向”(36)。迪芬道夫（Barbara B. Diefendorf）和赫斯（Carla Hess）也认为，“事实上，她的著作对那些心态史研究者的方法和考察既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挑战”(37)。同年鉴学派的这种联系与区别，表明戴维斯比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有着更广泛的理论渊源，她接受并运用了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而跳出了三种时段划分的窠臼，转向了比心态更广义的范畴——文化。这种联系与区别，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新文化史与年鉴学派心态史的关系。
具体来说，包括年鉴学派的影响，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大致由四个方面的学术背景共同汇集而成：（1）法国年鉴历史学；（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E·P·汤普森的理论；（3）妇女史；（4）文化人类学。
对于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戴维斯曾明确表示，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与认同形成的名著早在60年代就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8)，当时戴维斯正在准备她关于16世纪法国里昂印刷工人的博士论文。德山的文章抓住了戴维斯与汤普森之间的联系和共性，并且看到了他们对新文化史运动的先驱作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E·P·汤普森对于有关大众态度和行动主义的文化诠释，作出了引人注目而又原创的贡献。他们联手将集体行动的研究，从其先前对经济或心理力量的过度强调里抢救出来。他们关键性地说明了文化暨社群因素在驱策行动主义者时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暴动者在打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时的自立又主动的角色。他们对于世界观、仪式以及共享意义的强调，所拥有的分歧远超过群众研究的畛域，这些都有助于形塑一般的心态史和大众文化史。甚多受到戴维斯与汤普森之理念影响的历史学家，见证了他们的贡献的重要性与适时性”(39)。前文中也曾引用戴维斯的弟子们的类似评价，正是他们二人的开拓，改变了“社会的”与“文化的”两种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的从属关系，因此可以将戴维斯和汤普森共同看作是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两位关键人物。
而在妇女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上，林·亨特的一段阐述明白无误地作出了说明，而且她所用的例证之一便是戴维斯。她写道：“性别（gender）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在社会与文化生活里无可否认的核心定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史研究与晚近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文化史的方法发展中更普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或许唯有）在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线。例如，戴维斯依靠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来阐释近代早期文化的作用。”(40)戴维斯的很多研究实际上也都可以归到妇女史或性别研究的范畴，她不仅被看作是美国妇女史界的领袖，而且她也是最早提出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代替生理上的“性别”的妇女史家之一，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里性角色、性象征的范围，发现它们代表的含义及其如何作用以保持社会规范或促进它的变化”(41)。这里的性别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以此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也由此同新文化史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最后，戴维斯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中有着明显的人类学痕迹，而人类学正是促使新文化史兴起最重要的相邻学科之一。戴维斯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经典范例；更重要的是，她对这种跨学科实践所作的理论阐释，也成为日后新文化史的重要指南。如1981年，在由《跨学科历史杂志》组织的展望80年代后历史学前景的讨论会上，戴维斯极力推崇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并且结合白己的研究体会谈道：“人类学对我在自己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42)
人类学为历史学家打开的文化视野，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对社会互动的生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象征行为的有趣解释；关于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意见；不同于历史学家习惯使用的那些来自于文化的材料。”(43)不过，在看到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所带来的美好前景的同时，她也告诫历史学家要避免盲目性，“我觉得在许多情况中，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得来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接受了人类学的某个概念，如关于交换互惠或倒置换位或巫术妖法等，然后不加判断地就用在了历史的问题上。我所说的不加判断，是指因为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就太过轻易地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没有仔细考虑对于他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事实，或者历史证据是否就不会对理论做出修正。人类学提供的是建议而不是处方，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把你研究的时代作为一个总体的文化体系来看待。千万不要把任何思想的范畴当作是理所当然的”(44)。对于戴维斯来说，优秀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像人类学家那样成功地创造并呈现出一个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人类学的概念。这种警示，是在新文化史初兴之时对学科做出的有力而睿智的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引它走上了更合理的发展之路。
就像爱德华·卡尔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45)戴维斯也喜欢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成“与历史的一场对话”，有时甚至可以演化为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带着自身理论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学家，另一方是被研究的历史对象(46)；例如戴维斯就把《边缘的妇女》一书的序言别出心裁地写成了自己在想象王国中同三位传记中的女主人公的一次对话，阐明了自己作为作者与作为传主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立场。她认为，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历史学家都应该在笔下给这些人说话和表明自己的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积极地提出质疑，而不是单方面地用自己的想法和概念塑造他们，也不能任由对象左右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同时，她甚至也希望能将自己的研究与读者进行分享和交流，“如果能够与我的读者分享我的喜悦，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对我也是极大的快乐。但是即便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作品赢得读者并得到对我历史热情的认同，我也并不愿意他们只是受到文本的修辞、风格、细节或结构的说服。相反，我希望同我的读者展开一场对话、交流甚至是争论。我使用修辞的技巧以鼓励一种双重的反应：赞成或是反对我的观点、我的方法和我的解释”(47)。
本章关于娜塔莉·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研究，其实正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的我，同她进行的一次对话。笔者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展现出作为当代史学“文化转向”重要标志的新文化史的内容和特点，并将之与本书的读者分享。
【注释】
(1)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ⅷ.
(2)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4.
(3)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1.
(4)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8.
(5)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34.
(6)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44.
(7)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85-86.
(8)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44.
(9)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56.
(10)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5December 1988），1193.
(11)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奴隶、电影、历史》，陈荣彬译，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序言。
(12)同上。
(13)纳塔莉·戴维斯：《历史学的两个主体》，《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8—529页。
(14)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en Guerre，ⅷ.
(15)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25.
(16)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5.
(17)Natalie Zemon Davis，“On the Lam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3，No.3 （June 1988），572.
(18)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3.(www.xing528.com)
(19)“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Visions of History，MARHO： 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3，109.
(20)Nancy L. Roelker“，Book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4，No.5（Dec. 1989），1392.
(21)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4.
(22)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3.
(23)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3.
(24)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3.
(25)Roger Chartier“，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2，No.2（Jun. 1990），381.
(26)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112.
(27)爱瓦·杜曼斯卡：《当代新文化史家彼得·柏克访谈录》，竹山译，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52页。
(28)“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97.
(29)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扉页。
(30)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81页。
(31)Arthur Marwick，The NewN ature of History： Knowledge，Evidence，Language，London： Palgrave，2001，141.
(32)苏珊·德山：《E·P·汤势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84页。
(33)Barbara B. Diefendorf and Carla Hess，eds.，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500-1800）：Essays in Honor of Natalie Zemon Davi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1.
(34)“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7.
(35)Philip Benedict“，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8，No.2（Jun.，1976），330.
(36)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83—84页。
(37)Barbara B.Diefendorf and Carla Hess，eds.，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
(38)“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0.
(39)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109—110页。
(40)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8.
(41)Natalie Zemon Davis“，Women's History in Transition： The European Case，”Feminist Studies，Vol.3，1975；另参见周兵：《美国妇女史的回顾和展望》，《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42)Natalie Zemon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5.
(43)Natalie Zemon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67.
(44)“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2.
(45)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46)“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4.
(47)Natalie Zemon Davis，A Passion for Histoy：Conversation with Denis Crouzet，Kirksville，MO.：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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