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样化的历史叙述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不仅是一项对具体历史事件严密的、微观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书中综合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历史的研究，这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以下分别从叙述史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和妇女史四个方面予以简要的评述，而这些特点归结在一起，也是新文化史在总体上的旨趣之所在。
戴维斯的叙述，其文字带有传统叙述史学的强烈风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代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卓越的叙史才能。
如果结合该书的成书时代来看，可以注意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风靡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倾向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亦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但这种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只是讲故事。《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法规对婚姻的态度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和扩大影响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过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关系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偶然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书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习俗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暗流。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一起被史学界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前文中对此已专门述及。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www.xing528.com)
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阿尔蒂加村，投向了马丁、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这些小人物。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一案是非常特殊的，也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类似的冒名顶替的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自英国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潮流就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但在以量化为基本形式的有关研究中，对下层群众的记载在更多时候还是被物化为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或是曲线和表格，微观史学研究则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纠正了这一取向，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面。
阅读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还需要时时留意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源于一部电影。因此，有必要从影视史学的角度将本书同电影版的《马丁·盖尔归来》作一个简要的比较。所谓影视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定义，是指“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10)。影视史学以电影、电视及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编纂形式——文字和文本，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恰好应和了影视史学研究的这一趋势，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生活场景。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极大的普及作用。但另一方面，电影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不能做到完全地忠于事实。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用更加传统的书写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马丁·盖尔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在电影中被曲解、被忽略或是无法用视觉的语言所表达的一些问题。
影视史学是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在不断发展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尽管对它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始终存在各种争议，甚至对影视手段究竟能否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历史文本的不同意见也还没有统一，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影视史学为古老的历史学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归根结底，视觉的手段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叙述的手段，尽管两者传达的媒体不同，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再现历史；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对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可以预见，在史学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在竞争、并存与互益中继续前进，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很好的实例。她在对参与电影拍摄的回忆中提到，“与这些多才多艺的电影制作人在一起工作让我获益良多，好处之一在于我有机会看到历史可以走出教室与学术会议之外，不再局限于专业性的期刊以及书评，并以大篇幅的剧本之形式出现。尽管导演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仍必须在拍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做出决定，让过去的历史能够以某一种视听效果呈现——甚至于村民们也必须决定要把哪些动物借给我们拍戏”(11)。通过这种“把历史形诸文字”和“用电影来诉说历史”的双重体验，也让戴维斯确信：“只要拥有耐心、想象力与实验精神，透过电影所完成的‘历史叙事’能够比现在的电影作品更具有戏剧性，同时，更能符合于过去的数据。”(12)
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中传达的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的主体地位在书中处处可见，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娜塔莉·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个女历史学家，而且书中的中心人物贝尔特朗德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她的心态、情感、为人行事在戴维斯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书中最复杂、最富有争议也是最生动的一个人物。
戴维斯学术思想的形成时代，正值女权思想高涨之时，加之她本人的犹太人身份让她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其个性反叛、左倾，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主要致力于16世纪法国史的研究，但她对革命、社会转型、工人、黑人、反犹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一直兴趣浓厚；另一方而她作为美国女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提高女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1987年，戴维斯在她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所作的演说中，以《历史学的两个主体》为题，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保护神，而不再是附属于男性、听命于男性的侍婢的形象，女性的视角和研究在史学中应占有平等的地位。她说，历史学的形象“从本质上说必然具备复杂性、责任感和多重的视野。……将至少有两个正在交谈和争论的人，当他（她）们用著作示意时，一方总是倾听另一方的讲话；它将是一部动态的影片，而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这样，诸位就可以发现，他（她）们有时悲哀落泪，有时惊愕不已，有时心领神会，有时开怀大笑”(13)。这种女性主义的历史关怀在此表露无遗，其本人的多部著作也均以妇女史为切人点，如在历史传记研究《边缘女性》中，她用这样的标题来说明女性在历史与历史叙述中的传统位置，而将三位处于历史边缘上的17世纪的女性人物重新摆到了她叙述的中心，还她们以血肉、情感。
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戴维斯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贝尔特朗德这个女人。相较于马丁的懦弱和逃避、阿尔诺的虚伪和假冒，贝尔特朗德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和突出。虽然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及一些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把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主体加以观察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还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妇女史研究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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