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文化转向
作为新文化史的旗手，亨特不仅站在了这场史学运动的最前列，而且也更具前瞻性与总体的视野。1999年，恰值《新文化史》发表十周年之际，在亨特等人的领衔之下，以《超越文化转向》为题的另一部论文集宣告了新文化史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一本书以新文化史来标榜和宣扬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取向，而将讨论内容限定在历史学领域内的做法，亨特和邦奈尔把讨论扩大为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范畴，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是关注的重点；而且两位编者（主要是亨特）对新文化史的提法也进行了修正，在她们共同署名的导论中，几乎只字未提“新文化史”，而笼统地称之为“文化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开创了后来所谓的语言或文化转向”(57)。而书名中“超越文化转向”所指的，即是在“文化转向”（或新文化史）发生二十年后，针对其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所呈现的新趋向，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转向”，“的确，虽然对社会科学解释的通行范式的不满帮助促成了向文化的转向，但同时对文化转向的某些方面的失望又导致了另一个转向——不是回复到过去对社会的理解上，而是朝向对这一范畴的一种再概念化”(58)。如理查德·比尔纳齐（Richard Biernacki）所言，80年代以新文化史为标志的第一次（或文化）转向犹如一次“革命”，90年代末正“处于第二次转向或一组转向之中，朝向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史”(59)。
诚如其名，这部书与其中的观点，标志着亨特的新文化史观以及新文化史本身的发展和升华，反映了一种全新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亨特已经抛弃了她对文化史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史学现象或一场史学运动的终结，而应该被理解为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正迎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前后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十年间，究竟是什么变化令亨特对新文化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她又作出了怎样的深刻反思？这些变化和思考又会将新文化史（或者如亨特所修正的“文化转向”）带向什么新的方向，会发生怎样的超越呢？
具体而言，最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在措词上文化转向取代了新文化史。相比而言，文化转向比新文化史更强调动态的变化，视野也并不局限于历史学一个学科领域，但除此之外，两者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此在讨论中，不同于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主要从几个理论和方法的源流展开，她们更着重于以时间的线索把文化转向分作几个阶段来看。首先将其发端明确地追溯到1973年，以两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为标志——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怀特用语言学的模式重新解释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及其方法论，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学叙述模式；吉尔茨则引入了一个基于符号和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并推动了“文化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重组——从解释（explanation）到阐释（interpretation）和‘深描’。由此，符号、仪式、事件、历史遗物、社会配置和信仰体系等都被作为‘文本’而探寻它们的符号结构，即它们作为某种意义体系中的一部分的内在一致性”(60)。它们影响和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启动，在70年代社会史研究风气依旧鼎盛之时，便开始出现了不少重新检讨“社会”和“文化”概念的重要研究。
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对这一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邦奈尔和亨特列举了长长的一串人名——罗兰·巴特、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马歇尔·萨林斯、雷蒙·威廉斯等，尤其提到了福柯，“其话语的概念和他‘结合了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特点的文化解释的极端形式’，对社会科学家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61)。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理论中，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变形，构成了文化转向的第二个阶段。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形式的总体批评，共同促使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传统范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而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和社会学是最积极地响应这种文化转向的学科(62)。
于是，两位作者集中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将文化转向在这两个学科中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社会’（the social）地位的质疑；（2）把文化描述成一种符号的、语言的和表象的体系而引起的关注；（3）在表面上看来不可避免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困境；（4）因此导致的或可能是陡然出现的解释范式的崩溃；以及（5）由此而引起的学科的重组（包括文化研究的兴起）。”(63)这五个方面的特点，换言之，就是新文化史兴起后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带来的五个主要的后果，正是这些后果的发生，促使亨特等转而对新文化史本身作出了新的思考，下文中将对此稍作展开，以窥其大略。
第一，关于“社会”的地位。新文化史的兴起之所以可以看作是一种转向，正在于关注点从“社会”到“文化”的改变。在文化转向后，包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的旧的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和假设被摈弃，量化等社会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也逐渐淡出，“社会”失去了原本被赋予的巨大解释力量。
第二，“文化”的取而代之。转向文化的方向，并寻找人们（群体或个人）行为的文化背景，即以诸如符号、仪式、话语、文化实践等研究代替过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的分析，成为文化转向中最明显的特征。此外，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上，“他们常常转向人类学家寻求指导。这一语言学转向，还随着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64)。这种文化具有语言的和表象的特点，而且不同于过去把社会的范畴看作是先于并决定了意识、文化或语言的下层建筑的观念，如今前者反而被认为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的范畴仅通过其文化的表象而存在。
第三，对语言和文化的过分强调也使新文化史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亨特和邦奈尔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来形容新文化史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文化分析如吉尔茨所坚持的是基于意义的阐释而不是一种社会解释的科学发现，那么什么可以作为判断阐释的标准？如果文化或语言完全遍布于意义的表示之中，那么如何能够分辨出任何个体的或社会的因素？监狱或诊所，福柯的这两个特殊的分析场所，难道是由普遍的精神状态而不是由在特定社会和政治群体的利益下采取的具体行动创造的？‘文化’能否被看作一种原因的变量，它是否独立于包括社会的或制度的等其他因素而发生作用的？”(65)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割裂了社会因素之后的新文化史所无法回答的。文化转向带来的新的研究取向还远没有旧的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的解释体系完整、系统，它并没能提供一种合理的判断标准来取代后者，这使得单纯的文化的研究方法显得过于单薄而缺乏基础。
第四，解释范式的崩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答第三个问题。社会史传统的崩溃只不过是整个传统解释范式崩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化转向既可以看作是导致其发生的原因，又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结果。文化转向是60年代一系列社会思潮演变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来源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反映了对19世纪以后占据了学术界主导的那种以实证、科学观念为基础的解释范式的普遍不满，它们共同推倒了旧的堡垒，但并没有按照旧的模式建立起新的解释范式。文化转向便是这一过程所造成的一个后果，由于新的解释范式的缺位，按照旧的标准来判断它，自然看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困境。从这层意义上来理解新文化史的兴起，甚至可以说，这一转向不仅是相对于社会史或传统的文化史而言的，而是对19世纪以来的那种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实证的、科学的历史学的突破，因此也完全不能以传统史学史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它。
第五，学科的重组。文化转向既然推翻了旧的解释范式，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范畴，其后果是知识的进一步碎化而不是整合，许多新的研究取向如今被囊括在一个松散的复数形式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名目下展开。“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们依赖于一系列解释范式，基本上讨论统治的问题，即权力的论战。……由于文化在其概念化过程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因此几乎一切都可以置于文化研究的名目之下；几乎一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文化的，文化影响着一切，于是因果的箭头可以立刻指向任何的方向。在文化研究中，因果解释退居次要位置，如果它还有位置的话，而让位给了权力的非神秘化与解构。”(66)此处对文化研究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新文化史，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包括在总的文化研究的学科范畴之中。如戴维·钱尼以“文化转向”为题的关于当代世界的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就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派和运动的兴起作为文化转向的主要标志，“从这一相当特殊的学术群体（文化研究）扩展出了一系列其他的传统、视角、理论等，这些传统、视角、理论结合在一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框架”(67)。在众多的传统、视角和理论中，新文化史即是其中之一，“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我们描述现代历史的方式的巨大转变联系在一起”(68)。
经过十年的发展，亨特等人开始认识到新文化史对社会因素的绝对排斥并不妥当，文化的转向不应该以牺牲或抛弃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为代价，所谓“超越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其本身也需要加以研究。”(69)20世纪末，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同时结合和考察文化与社会两种因素的历史作用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比较典型的就是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家具、服饰等的社会文化史分析。因为在这一领域，文化与社会常常交织作用，文化以一种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既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也是文化代码的一种载体，在物质文化史中，文化以物质的形式成为了日常社会经验的一部分。
与十年前的《新文化史》相比，《超越文化转向》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编者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史的研究取向的界定和说明。亨特在《新文化史》的导言中，对文化只是做了些简单的暗示，对新文化史应该采取的具体方法也以不同的个案研究实例进行示范；但在后一本书中针对后来对文化概念模糊的定义和地位的种种质疑和批评，专门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讨论，阐明了新文化史家所持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70)。文化的概念被概括为一种体系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双重的特性，即“既是一种有着某种一致性和限定的符号和意义的体系，又是一系列实践；由此符号和意义能够并随着时间而变化，且通常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71)。从文化人类学到一般的新文化史，所采用的文化概念，基本上非此即彼，都只看到了文化的一种特性，并从一个角度来展开的。作为符号和意义体系或作为实践的文化常常是对立的，但小威廉·塞维尔却坚持两者的互补性，提醒注意它们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差异，“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体系与实践的一种辩证，理解为独立于其他如逻辑的和空间的构造等维度之外的一种社会生活的维度，理解为一种有着实在的但又较少一致性的符号体系，且因此被置于实践的风险中而常常发生变化”(72)。
不同的文化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文化本身的多样化，以及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与意义体系和实践的双重特性又使得这种一致性变得非常地多变。因此塞维尔指出，“作为文化分析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辨明地方性意义的形态和浓度究竟怎样，去确定它们是如何、为什么结合在一起的，及达到了何种程度”(73)。要实现这个任务的手段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充分体现在新文化史题材和方法的多样性特点上，继承了十年前所指出的两个主要侧重——文化与文本，亨特等还是看到了一般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某种共同的哲学倾向——“文化研究者探寻的不外是社会世界的一个实在的和不可分的范畴”，而且，“文化分析者用文化和语言代替了社会和经济；‘符号’代替了‘阶级’成了分析的中心概念，但事实上却起着相同的功能”(74)。他们的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所谓“文本解读”的隐喻，即试图去破解文化中的符号意义。然而，作为一种超越或新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名目也许已经不能涵盖整个研究取向中的特点，“社会”因素也不再被排斥，而是回归到历史的文化分析当中，并且结合在一起，因此亨特等人有了所谓“文化的历史社会学”（cultural historical sociology）这种新的提法。
作为对全书的总结，亨特等请来了被新文化史家尊为“文化转向守护神”的海登·怀特，为《超越文化转向》一书撰写了后记，并借他之口进一步对文化转向的特点作了概括，指示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在怀特看来，“文化转向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意义在于，它提出在‘文化’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现实中的一个适当位置，由此出发任何特定的社会都能够被解构并表明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必然”(75)。他强调了文化转向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其要解构的对象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观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自命有着“科学方法”或“客观性”的一切现代社会科学。尽管怀特所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转向过程中所进行的解构并不完美，但他还是坚持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postmodernist culturalism），其中包括“语言主义”（linguisticism） 、“文本主义”（textualism） 、“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话语主义”（discoursivism）等四个方面(76)，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或可有助于认识的进一步拓展，并且反映了某种新的方向。
正是因为亨特等认识到了新文化史兴起或文化转向发生后伴随而生的问题，因此才有了对其所作的重新的反思和审视。如果说新文化史还只是局限在历史学家自身领域内的一种实验和探索的话，那么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则有了更广泛的包容，尽管出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但它的确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形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诸如文化、实践、相对主义、真实、话语、叙述、微观史学等各色各样的名词，已经不再只是新文化史家的专利，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历史学转向”，新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的成就进而影响到了其他的领域(77)。新文化史或文化转向在之前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它推翻了简单的社会决定论，如马克思主义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三个时段的理论，颠覆了文化—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但在“超越文化转向”的反思中，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重新的认可，转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被审视，同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而文化不再是当然的、唯一的解释因素，其定义也不仅仅只是基于符号的或语言的解释，而是被放在了具体的、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尽管具体的方向依然难以捉摸，但如邦奈尔和亨特所总结的，至少从文集所收录的各个作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共同的关注点，如“身份形成的相关过程，对抗的叙述之间的矛盾，把文化视作一种体系和将其视作实践之间内在的紧张状态，及延续与转变之间必然的紧张关系”(78)。
综览《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可以看到，亨特对新文化史的认识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至少历史研究中的这种文化取向已经不再具有原来比较明确或清晰的形态了，而同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等渐渐融为了一体。在总结新文化史或文化转向得失的同时，亨特并没有能够对超越文化转向后的文化史应该如何来写、如何来研究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她并没能像《新文化史》一书中那样举出具体的、代表性的研究实例，而只是用了一些模糊的理论反思来搪塞其词，如扩大文化的定义、重新审视社会的因素等。因此，如何超越文化转向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成为了许多历史学家激烈讨论的热点话题，例如，近几年《历史与理论》和《美国历史评论》两家杂志先后组织了两组专题文章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79)，文化和文化史依然是历史学家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业已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林·亨特作为新文化史运动的旗手，以其在文化史领域的积极实践和组织领导之功，使新文化史取代了社会史的地位，而成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西方史学中最为鼎盛的一个门类。2002年亨特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不仅是对其本人学术地位的肯定，也反映了新文化史的一种实至名归。严格地讲，亨特并不是一位史学理论家，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主要专业——法国大革命史，即便是她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说也还是以此为题的，但她的所有研究又几乎都是一种新文化史的实践和探索，她将新文化史的方法融会在具体的历史考察中，从而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解释、新的视角，同其他许多新文化史家一起共同创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她还是这场运动主要的领导者之一。作为前后十年间两部在新文化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集的主编，亨特不仅一手组织了这两次学术会议，联系和团结了同道的史家，共同协力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新文化史进行了总结，而且她的两篇编者导论，也是极具理论意义的重要文献。尤为难得的是，《超越文化转向》一书是在新文化史出现严重的理论问题和困境时，所进行的适时的、阶段性的整理和总结，从而使得新文化史或文化转向得以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不致止步不前。
【注释】
(1)Laurie Nussdorfer“，Review Essay”，History and Theory，Vol. 31，No.（1Feb.，1993），74.
(2)杨豫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3页。
(3)丛书的出版说明对其主题以及文化的范畴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编者希望鼓励出版在实际经验和理论深度下结合了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的著作。历史问题的社会层面常常被孤立地来讨论，而文化方面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是其他方面的简单反映，在诸如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基本进程中尤甚。本丛书将致力于探寻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历史的特定联系，而不是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或是完全独立的。文化的概念在此以其最广义被理解，涵盖了心态、意识形态、符号和仪式以及精英和大众文化等的研究。（”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亨特本人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1984年）一ⅸ书是丛书的第一部，《新文化史》（1989年）是系列之六，《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已是第34本，其他著作的作者和主题也都是与新文化史直接相关的。
(4)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22。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
(5)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2.
(6)Traian Stoianovich，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ArtnalesParadig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7)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3.
(8)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4.
(9)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4.
(10)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5.
(11)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7.
(12)Patricia O'Brien，“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37.
(13)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0.
(14)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2.
(15)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4.
(16)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5.
(17)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5.
(18)Lloyd S. Kramer“，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The New Cultural History，97-98.
(19)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6.
(20)Laurie Nussdorfer，“Review Essay，”77.
(21)Laurie Nussdorfer，“Review Essay，”79.
(22)这一部分的四篇论文分别为Patricia O'Brien，“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Suzanne Desan，“Crowds，Community，and Ritual in the Work of E. P. Thompson and Natalie Davis”； Aletta Biersack，“Local Knowledge，Local History： Geertz and Beyond”； Lloyd S. Kramer，“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23)这一部分的四篇论文分别为Mary Ryan“，The American Parad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一个传统的社会史论题进行了重新解读，诠释女性角色在19世纪美国的游行队伍中的缺失以及其中出现的各种性别象征；Roger Chartier“，Texts，Printing，Readings”，代表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阅读史或书籍史，强调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如果说作为技术的印刷的传播和作为货物的书籍的流通主要还属于社会史或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那么新文化史关注的则是经过文本在被阅读之后，知识的接受、理解、积累及其传播的过程、方式和结果；Thomas W. Laqueur“，Bodies，Details，and the Humanitarian Narrative”，将叙述本身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说明文学的形式、故事的叙述是如何塑造和改变社会的；Randolph Starn“，Seeing Culture in a Room for a Renaissance Prince”，涉及的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史的课题，但不同于艺术史家或图像志研究者仅是解读作品在艺术史上的风格、形式和意义，也不同于艺术社会史家把图像看作基于社会条件上的文化产品，新文化史家的做法是要像解构文本一样来解构图像，说明图像是如何产生和发挥其视觉作用的，试图探寻图像形式本身的力量而非其中的内容所产生的影响。
(24)Laurie Nussdorfer，“Review Essay，”79.
(25)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20.
(26)Laurie Nussdorfer，“Review Essay，”82.
(27)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22.
(28)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29)Lynn Hunt“，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n and Now，”TheA 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0，No.（4 Oct.，1995），1133.
(30)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亨特借鉴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代表的强调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社会解释”的做法，以及弗雷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学派”的研究取向，即认为新的权利观念产生自政治领域本身，社会矛盾的新形式是紧随着政治论战的新形式而发生的。（Lynn Hunt“，Psychoanalysis，Feminism，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Willem Melching ＆ Wyger Velema，eds.，Amsterdam： Rodopi B.V.，1994，164）
(31)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ⅹⅰ.(www.xing528.com)
(32)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0-11.
(33)Norman Hampson“，Book Review，”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19，No.2（Winter，1985-1986），297-298.
(34)Simon Schama，“Book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2（Apr.，1988），428.
(35)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4-15.
(36)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5.
(37)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eds，，Main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2.
(38)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41页。
(39)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22页。
(40)Lynn Hunt“，Rea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Repl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9，No.（2 Fall 1995），292.
(41)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22—23页。
(42)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23页。
(43)同上书，第52页。
(44)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60页。
(45)Lynn Hunt，“Rea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Reply，”293.
(46)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199页。
(47)Lynn Hunt，“Rea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296.
(48)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231页。
(49)卢建荣：《导读：克莱欧女神救活了历史学》，同上书，第18页。
(50)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第85、86—87页。
(51)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7.
(52)Philip Stewart，“This Is Not a Book Review： On Historical Use of Literature，”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66 （September，1994），522.
(53)Philip Stewart，“This Is Not a Book Review，”537.
(54)Lynn Hunt，“Rea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298.
(55)Lynn Hunt，ed.，Eroticism and the Body Politic，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2.
(56)Lynn Hunt，“Rea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Reply，”297.
(57)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Beyond the Cultural Turn，2.
(58)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1.
(59)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63.
(60)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2-3.
(61)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4.
(62)而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历史学则又相应地更早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取向，因此也可以解释文化转向首先表现为新文化史的兴起“。甚至比历史学家更为激烈的是，社会学家更加坚决地相信其研究的科学基础，他们要稍稍晚于历史学家接受对文化的宽泛理解和致力于研究文化表象的各种形式。（”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5）
(63)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6.
(64)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8.
(65)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9.
(66)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0-11.
(67)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第4页。
(68)同上书，第55页。
(69)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1.
(70)分别是William H. Sewell，Jr.，“The Concept（s） of Culture”和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71)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2.
(72)William H. Sewell，Jr.，“The Concept（s） of Culture，”Beyond the Cultural Turn，52.
(73)William H. Sewell，Jr.，“The Concept（s） of Culture，”58.
(74)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2-13.
(75)Hayden White，“Afterword，”Beyond the Cultural Turn，316.
(76)怀特分别对此四个方面进行了定义：语言主义，“理解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语言”；文本主义，“现实是一种文本，而且对它的理解只有通过同解读书写的、口述的、视觉的或姿势的文本一样的技巧才能获得”；结构主义，“没有任何‘现实’，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是直接导向认知或思想的，而只有通过对这种现实的各种结构进行反思才能达到，它们是由更为‘想象的’或‘诗性的’而不是纯粹理性的和科学的过程所产生的，还必须包括我们所指的‘理性’和‘科学’本身”；话语主义，“所有知识都是人类意识更为推断的而非模仿的过程的产物，我们所认识的现实其实只是一种由话语化技巧而不是由纯粹的或预先推论的认知所产生的‘现实效应’”。（见Hayden White，“Afterword，”321）
(77)Terrence J. McDonald，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1.
(78)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26.
(79)《历史与理论》杂志以“历史研究中的文化与解释”论坛（Forum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的形式组织了四篇论文，分别是：Richard Biernacki，“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 Anne Kan，“Reconstructing Culture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Narratives a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actice”；John R. Hall“，Cultural Meaning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Chris Lorenz“，Some Afterthoughts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History and Theory，39（October 2000），289-363。《美国历史评论》以对《超越文化转向》的评论文章形式组织了三篇文章，分别是：Ronald Grigor Suny“，Back and Beyond： 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 Patrick Brantlinger“，A Response to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Richard Handler，“ Cultural Theory in History Toda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7，No. （5 Dec.，2002），147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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