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那里，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如字面所代表的单纯意义，而是要宽泛得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一书中，它包括了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并且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13)；到1992年修订再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时，更进一步扩大到了“通讯、地理、国际关系、法律、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宗教研究”，甚至批评、文化和女性主义理论，或是哲学，都被他包括在内(14)。这也是他之所以将书名从出版时狭义的社会学扩大到社会理论的原因，同时在两者的关系上，历史学被提到了前面，更加突出了它的主体地位。
伯克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比作是一个由“聋人的对话”而逐渐趋向相互认同的过程，两者有着各自的特点，“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强调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更适合定义为对复数形式的人类社会的研究，重点放在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随着时间的过去所发生的变化上。虽然有时这两种方法被认为是对立的，但把它们看作是相互补充的会更有益。变化是结构的，结构中又有变化”(15)。正是这种互为补充的特点，促成了这两个学科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结合。
根据伯克对社会史所作的回顾，在历史学家中对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理论的关注和借鉴早已有之，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都与社会史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结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著作也不断产生，但这些都还是零星的。伯克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开始交汇融合，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更为明显”(16)。滴水成流，社会史至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17)。
虽然学界对社会史的定义并不统一，但它不再只是为了摆脱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简单地泛指那些“排除政治之外的历史”，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侧重，对于社会史也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解释。而且，简单地用“社会史”来概括这整个的史学趋势也显然是不够准确的，60年代以后，更多社会理论的被引入，继续推动着这一趋势，诸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经济学之类的名词，被纷纷用来作为区别各类研究取向的标签。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所展现出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叙述，都大大地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形式。(www.xing528.com)
这种历史学同社会理论相融合所产生的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主要有哪些方面呢？在1992年的版本中，伯克将之归纳为四个主要的内容：比较研究、模型分析、计量方法和微观研究。而在1980年他只提及了前两个方面。其原因一是由于伯克后来提出的社会理论的概念要比简单的社会学含义更广；再者也是因为经过十年多的时间，社会史本身亦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原本模糊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了，又有新的研究方法被相继引入。例如，伯克所提到的微观研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写道：“同社会学家一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史家基本上还在使用计量方法，关注于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活，集中于对总体趋势的分析上，即从‘十二层楼上’观察社会生活。然而在7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在社会人类学家的引导下，社会学家更多地注意到了微观分析，历史学家则转向了所谓的‘微观史学’。”(18)当然微观史学的兴起，日后又被一并纳入到总体的文化转向之中。
从1980年到1992年，“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风气的转变”(19)令伯克不得不对自己的书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在前后两个版本中，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同历史学的结合，以及它们在对社会变化的解释中的作用，伯克先后选择了4本和6本著作来作为例证(20)。对这两个书单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伯克保留了三本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新增加的三本分别来自社会学（埃利亚斯）、哲学（福柯）和人类学（萨林斯）领域对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尝试。如果说以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为代表的历史写作模式代表了五六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模式的话，那么进入70年代以后，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研究风气(21)，同时也不再仅仅只有某一种或少数几种单一的研究模式，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
伯克一再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相应的理论，对来自相邻学科的理论采取开放的态度。“理论能够做的，是让历史学家就‘他们的’研究时期提出新的问题，或是对熟悉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对新思想开放胸襟，无论它们出自何处，能够使它们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并找到办法证明它们的正确性，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和一个好的理论家的标志。”(22)对伯克来说，这种历史学的开放性，最初是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以后则更进一步朝向了人类学及其他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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