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大众文化的计量分析方法

一、大众文化史

在学术生涯之初，伯克并没有像他那一代年轻的英国历史学者那样，完全投入到主流的社会史研究之中，他的研究视线自一开始便着眼于文化之上，尽管最初并不在大众文化方面。他首先关注的对象还是传统概念的上层精英文化，因而把目光投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投向了那些占人口少数的受过教育的人群，不过却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诠释它们。1972年，伯克出版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1420—1540年》（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1420-1540）⁽³⁾，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受到了布克哈特著作的影响而作的某种续论，但在内容和方法上，它对传统史家和史学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

这种反应，可以从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这本书的书评中清晰地感受到。理查德·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的书评称该把伯克的书称为“一个了不起的败笔”，“伯克的著作试图通过对艺术和文学作品与作者个性的解释而架起一座联系文化和社会史的桥梁，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缺少方法而放弃了这样的尝试，只有当时还是艺术史家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略微尝试过”。但他认为伯克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用一种“一致和综合的方式”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特雷克斯勒还是对伯克在该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印象深刻，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日后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新方法的开放态度，运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伯克有意对艺术资料进行量化，把宗教现象放到它们的普遍的而非只是天主教的或教条的背景中去考量，宣告了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⁴⁾。

伯克在这本书中的写作方法的确是极具新意的，他选择了600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然后通过传记资料对他们的若干项指标，如出生地、生活年代、父亲职业、教育和训练、专业、地区流动性、赞助人等进行量化，再把这些量化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这些类别，我把数据转到编码纸上，萨塞克斯大学再将它们做成打孔卡片，然后它们被（用一个测算分析程序）输入一台计算机（ICT 1900⁽⁵⁾）。结果打印成了表格，共有63项（11个问题的答案总数），包括63列和63行，从而可以看到其中的相互关系。”⁽⁶⁾也就是说，伯克用一种计量的方法对一向被认为是根本无法测量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伯克认为，以往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对数量和程度的估计之上的，历史学家也很热衷于做一些似是而非的定量的评价，他的尝试只是在试图使这种观察变得更加准确一些。

如同书名，“文化”和“社会”在伯克眼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他把文化放在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讨论两者的相互关系。这种做法明显地是受到了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影响，如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和阿诺德·豪瑟尔等人把艺术风格的演变看作是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观点⁽⁷⁾。与他们稍有不同的是，伯克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与社会的相互联系。他相信这也是他在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研究中所看到，文化不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它受着教会、国家、社会结构、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共同影响；反之，文化也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因此他建议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察。(www.xing528.com)

两年后伯克对17世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座城市进行的比较研究⁽⁸⁾，关注的还是精英文化，采用的也仍是量化和比较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两个城市共563名上流社会人士传记资料的统计和分析，从而来说明当时这两座城市的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及伯克最关注的价值体系和文化问题。不过，对这样一个宏大而棘手的课题，这本仅100多页的小书显然是无法完全包容的，那么它的价值何在呢？正如有书评所指出的，这本书的“出色之处不在于细节，而是丰富而具启发性的见解”⁽⁹⁾。

在伯克看来，真正的文化史应该关注的还是社会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非精英的下层普通人的文化，包括工匠、农民、妇女、儿童、牧羊人、水手、乞丐等。他在1978年对文化这个模糊、多义的词给出的定义是，“一种共有的意义、态度和价值的体系，以及它们被表现或赋予的象征形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¹⁰⁾。这种大众文化史的写作显然有别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史，因此伯克在《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一书的写作中大量借鉴了民俗学、文学批评和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理由是，相对于历史学而言，民俗学更关注民间文化，如口述传统和仪式等；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流派风格的演变的重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是文化史家所必需的能力；至于人类学，它往往把一个社会放在其自身的环境和条件中去理解，并且更深入地探讨神话、图像和仪式等更深层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在这种把近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中，伯克可谓是开风气之先。他对近代欧洲大众文化的类型、主题和传播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又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大众文化的形式和结构的描述上，他还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分析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同社会变化的关系。在结论中伯克写道：“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百年间，知识阶层在态度上的变化显得真的非常明显。在1500年，他们尽管鄙视平民，但却与他们一起共享文化；到1800年，他们的后代已经不再主动地参与大众文化，但却正在把它们作为有趣的奇闻异事来重新发掘。”⁽¹¹⁾伯克把自己的研究也看作是19世纪后对大众文化“重新发掘”的一部分，在书中几乎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回顾大众文化的研究史，介绍研究大众文化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采用的方法，而关于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史的具体研究反而显得次要了，只是作为对其方法的一种说明和验证，以至于有书评称书中对“大众心态的讨论被压缩成一些主题的个案研究”⁽¹²⁾。

综观以上伯克的研究，尽管其一直坚称自己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只是16—17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史，但在伯克身上，对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却要更加强烈，也是一以贯之的，他的一些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尽管涉猎广泛、多有新意，但相对而言似乎略欠深度。正如许多评论中所提到的，新观念的提出、新领域的开拓、新理论的创想和新方法的运用，这些大胆的开创性的研究实践可以看作是伯克最值得借鉴和给人启示的地方。通过这些研究，伯克对自己的观念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展现了这种新的研究方向的活力和魅力。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史学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对此展开探讨，并逐渐形成了他的新文化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