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当代西方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特点和变化,英国文化史家、剑桥大学教授彼得·伯克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重要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在他本人对文化史的大量实践中,更关键的是,他还是当今西方史坛最为活跃地积极倡导新文化史研究并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角度对(新)文化史进行整理和总结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当代西方史学最近的一次转向——新文化史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
综观伯克四十年的学术生涯、概览其主要论著,不难发现,文化史研究是他始终坚持的道路。其研究领域涵盖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早期欧洲史,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国,并且主要是结合了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如他早年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史的著作;另一方面,几乎其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文化史这一主题而展开,80年代后,更进一步转向从语言、文本、影像以及它们在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解读文化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他关于语言在社会和文化中作用的一系列历史分析、关于路易十四君主形象塑造的解释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又如2000年后一系列以知识、图像和传媒等为讨论对象的著作。除了具体的历史实践之外,其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尤其是他所积极倡导的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从他早期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整理,之后对历史学同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理论关系的研究,直至晚近一系列关于文化史自身规律和变化的总结,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文化史观形成、发展的轨迹。(www.xing528.com)
1999年,丹尼尔·斯诺曼(Daniel Snowman)在对伯克的专访中这样写道:“至今为止彼得·伯克累积起来的皇皇巨著,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轨迹:三十年的发展,朝向着一种对过去六或七个世纪间从斯德哥尔摩到西西里、里斯本到勒凡特(Levant)的‘上层’或‘通俗’的文化和社会产品及态度的创造与接受的历史。”(2)这种“‘上层’或‘通俗’的文化和社会产品及态度的创造与接受的历史”,其实所指的正是“新文化史”的研究,以下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伯克是如何演绎和阐释新文化史的,其“新文化史观”又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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