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开拓多元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多样化的新文化史

与新文化史学术著作引进有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层次、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化史译著的充斥于市。这些书的新文化史特色主要并不是体现在方法上，而在于它们在研究的内容和题材上的开拓，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它们在新文化史中所开辟的不同领域的归类而展开的。

1.物质文化史

传统的文化史关注的大多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因素，而把实在的物质领域留给了经济史家。然而，经济史关心的只是这些物质作为产品、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和其他可计量的指标，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的特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史家开始关注起物质文化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日渐增加，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同日常生活有关的具体事物，彼得·伯克谈道：“大多数物质文化的研究着力于传统的三大主题——衣、食、住，它们常常强调消费的历史和想象的功能，由于受到广告的作用而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¹⁵⁾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琐碎事物，在新文化史家的审视之下，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物质文化史这一类的著作在各类新文化史译著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以食物为例，有总体而论的《食物的历史》⁽¹⁶⁾，作者阿莫斯图（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世界史教授，这本最初发表于2001年的书以非常通俗优美的文字讲述了食物的发展史。作者在回顾相关的研究史时认为，同以往历史叙述的主角——战争、政治、金钱等相比，食物虽然是任何人生活中均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关于它的历史却一直受到冷落，“大多数的学术机构甚至对此视而不见。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者是业余爱好者和古文物研究者。对这些人而言，究竟从哪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一些人研究营养学和疾病的关系，而对另一些不那么学究气的人而言，食物就是美味的代名词。经济历史学家将食物视为可以制造和交易的商品，所以他们对要送进嘴的食物不感兴趣。社会历史学家认为食物是阶级区别和阶级关系演变的一个标志。文化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食物滋养社会和个人的功能。政治历史学家则认为食物的分配和管理是权力的核心。环境历史学家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他们认为食物是各种存在的连接环节，是人类想要接力控制的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¹⁷⁾。而他在书中试图做到的是将食物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探寻食物在历史上的文化意义。

此外，还有各种具体而微的食物和调味品的文化史，如《鳕鱼》⁽¹⁸⁾、《盐》⁽¹⁹⁾、《盐：生命的食量》⁽²⁰⁾和《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²¹⁾等。无独有偶，这些书中所写的食物，一般都是一些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的物品，因此有关它们的各种逸闻趣事、历史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它们在人类的日常饮食和社会生活中又有着重要作用，因而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文化史家所要作的就是解读和诠释其中的意义。

除了“食”之外，有关“衣”的文化史也有不少新的译作，据笔者所见，即有《内衣：一部文化史》⁽²²⁾、《时装生活史》⁽²³⁾、《服饰时尚800年》⁽²⁴⁾、《鞋的风化史》和《世界鞋史》⁽²⁵⁾等。服饰同食物一样，既是生活的必需品，又可以成为一种奢侈的消费品，在许多社会中，时尚是文化的一个风向标。“服饰史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文明的事情；它透露了它们的代码”⁽²⁶⁾，这是以服饰文化史研究闻名的法国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达尼埃尔·罗歇（Daniel Roche）对服饰史的评价，他坚信从服装的制造、交易、穿着、品位等方面考察，可以比从其他任何一种单个的商品看，更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取向。以上所举的几种服饰文化史著作中，尽管有些的作者甚至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它们的旨趣与罗歇所追求的却是基本一致的。

其他一些物质文化史著作涉及的也多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和必需的物品，如《书籍的历史》⁽²⁷⁾、《镜子的历史》⁽²⁸⁾、《煤的历史》⁽²⁹⁾、《人类与垃圾的故事》⁽³⁰⁾、《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³¹⁾等。其中后四本书内容较浅，且出自非历史学家之手，除了反映物质文化史的多样化特点之外，参考价值一般，而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的《书籍的历史》则要严肃得多。

由于书籍具有多重的功能，它既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载体，又是印刷技术的产品和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书籍及其内容的流传和接受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因此书籍史的研究颇受新文化史家青睐。该研究在法国的开展尤其活跃，在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到罗杰·夏蒂埃都对书籍史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巴比耶也是其中一员，因此他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当代法国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小结。他对书籍史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书籍的历史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社会等级的历史。书的‘历史学家领地’触及正在从根本上扩大的历史反思的所有方向。可以说，从根本上看，从此以后书籍的历史如同媒体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本身处于现代社会生活中心的媒体的历史”⁽³²⁾。从这个定义里可以看出，书籍史的讨论对象已经渐渐突破了传统纸质的、印刷的、平面的物质形式，而被概括为一种媒体，其中的文化特性也进一步被凸显，因此以后由书籍史还衍生出一种非常重要的新文化史研究领域——阅读史。

2.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

这一类型的分类其实并不完全准确，一般的身体疾病可以归入身体史的范畴，精神的疾病受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影响往往也被看成一种表象的历史，包括人类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和反应也可归于此列，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医学则属于科学史的范畴，药物（包括毒品）同食物一样又可以作为物质文化史来考察，因此需要对这一类译著区别看待。

具体的、单一的身体疾病的文化史并不多见，历史学家似乎更关注那些历史上群体性的灾难——瘟疫，如《瘟疫的故事》⁽³³⁾和《疾病改变历史》⁽³⁴⁾两书。较之个人的疾病，瘟疫对社会和文化的冲击无疑要巨大得多，两本书都上溯至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大瘟疫，一直写到了近年来发生的SARS、禽流感等。在从医学史的角度描述瘟疫的发生和影响时，也更加强调了它对普通人和文化的影响，《疾病改变历史》一书的作者以“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人类常常出现的群体性精神癫狂和丧失理性的现象，它们讲述的既是一部疾病和瘟疫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对抗疾病的精神史。

这一类型著作中更多的是各种药物，尤其是毒品的文化史。其中第一类是总论性质的著作，如《医药文化史》⁽³⁵⁾和《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³⁶⁾等。其中《医药文化史》一书德文原题只是《医学史》，但作者的叙述是在强烈的文化史背景下展开的，对于医学与巫术、医学与迷信、医生的形象、医学的传播等题目都有所涉及。而后一本书相对专业性更强，是一部学术论文集，收录的十五篇文章内容涉及希腊罗马药物中可制鸦片的罂粟，近代以后烟草、咖啡、可可、茶和烧酒等向西方的输入和全球传播等，大部分论文更偏重纯医学史的方向。

第二类作品的内容则显得五花八门，有《迷药》⁽³⁷⁾、《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³⁸⁾和《可卡因传奇》⁽³⁹⁾等毒品文化史；有关于毒瘾和幻觉的研究，如《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⁴⁰⁾等。前几本书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讨论这些毒品作为文化象征的含义，尤其因为毒品的特殊性，对它们的吸食和成瘾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3.身体和性的文化史

作为一种兼具通俗性、大众化的史学形式，以身体史和性史为研究主题的新文化史著作在图书市场上由于有一定的销量保证，因此比较受到出版社的青睐，也更乐于组织这方面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书店里，即使是福柯的《性史》、《性经验史》等书也不乏普通读者的光顾，更何况书名直白、内容通俗而且常常图文并茂的文化史。可以见到的身体史译著有《男根文化史》⁽⁴¹⁾、《乳房的历史》⁽⁴²⁾、《头发的历史》⁽⁴³⁾等。在身体史研究中，除了直接对人类的身体或器官的文化解释之外，还包括一些由人体直接衍伸出的相关研究，如《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⁴⁴⁾、《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⁴⁵⁾等。甚至关于人类为了清洁身体的行为竟然也有了专门的研究，市面上至少已有了三种有关洗浴的文化史译著⁽⁴⁶⁾。性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有《色情史》⁽⁴⁷⁾、《调情的历史》⁽⁴⁸⁾等，以及不少所谓的情爱史或风化史的出版物⁽⁴⁹⁾。

身体史研究本身是西方新文化史所开拓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最初由医学史衍生而来，同时结合了艺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多种研究取向，展开跨学科的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被看作是一种经验和符号而被解读。当然，它还不仅于此，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指出，“身体的历史不仅仅是对统计数字的反复探究，也不只是一套解读‘表象’的技巧。它要求去理解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⁵⁰⁾。当代文化研究中一些新的趋向，如妇女和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等，也对身体史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这些特点在中文译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在《乳房的历史》一书中，女性主义的意识贯穿全书，“过去2500年里，‘阴茎统治’主宰了整个西方文明，乳房文化史也难逃脱此一架构。但是，乳房自有属于它的支配力量，它虽然建构于男性的幻想上，却也日益传出女性的需求与欲望”⁽⁵¹⁾。作为一部文化史，作者尤其强调乳房在各类人物观念中的想象、在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象征，都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身体文化史的特点。对乳房的象征意义，书中有非常多的阐释，不妨摘录一二：乳房对不同人来说有着多重的意义，“女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乳房，不仅是个人自我评价的指标，也是女人总体地位的象征。……对旁观者而言，乳房代表了不同的现实，因观者而异。它在婴儿眼中代表了食物、在男人眼中代表了性。医生眼中只看到乳房疾病，商人却看到了钞票。宗教领袖将它转化为性灵象征，政客要求它为国家主义的目标服务，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乳房是潜意识的中心，仿若它们是一亘古不变的支柱”。而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某个特定的乳房意义会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支配我们对乳房的观感。中世纪末期，哺育的乳房首度成为基督教性灵滋养的象征，两百年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与诗人为乳房涂上闪亮的情色内涵，取代了原有的宗教意义。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则将乳房打造成公民权利的来源，至于20世纪末的美国，乳房不仅召唤了男女的性幻想，对多数女人而言，它也揭露了乳癌的真实面”。归根结底，“乳房一直是（将来也会是）社会价值的标记”⁽⁵²⁾。在关于乳房文化史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身体史研究的独特魅力以及它同一般的历史写作之间显著的差异，建构在身体上的文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把打开新的认识空间的钥匙。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色情史》也是比较严肃的作品，作者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和作家，但原作于50年代初的这本书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化史著作，但该书的被翻译出版，还是反映了当前国内出版界对文化史的热衷这一总体趋势。相比之下，法碧恩·卡斯塔一洛札兹（Fabienne Casta-Rosaz）《调情的历史》一书的情况则更有意思，国内的出版社显然并不是把这本书当作学术著作引进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里将它归为了恋爱、家庭类的通俗读物，但事实上，该书原本是作者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她的导师就是前文提及的阿兰·科尔班，因此这其实是一本带有很强的年鉴—新文化史特点的历史著作。作者认为，“对于研究人类感知、爱情行为及其体现的历史学家而言，调情这行为其实像面镜子般反映了一个时代：由清教徒时代的末尾跨入性革命的过渡期”⁽⁵³⁾。她把作为一种“表象和现实”的调情放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和传记资料揭开了一个个女性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将调情的出现看作是“法国妇女摆脱19世纪种种束缚的又一个标志”⁽⁵⁴⁾。在作者的叙述中，调情既不是为卫道者所不齿的性的禁忌，也没有心理龌龊者想要窥视的色情内容，而是一个合乎感情和理性的文化范畴，“因此调情不仅有其历史，它还将自己写进了大历史里。……它反映出所有的矛盾、紧张与疑虑。因为调情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欲望与惊恐、觉醒与受挫、服从与违反的历史。它是男孩和女孩之间一部关于柔情与冲突的历史。调情的历程，是禁制之钳的松咬史，是欲望的解放史，更是对于性那绝难逃避的大恐惧的一次勇敢的面对”⁽⁵⁵⁾。在人类社会中，性不仅是一个纯洁的医学问题和严肃的道德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文化现象，性的文化史的写作从福柯开始，已然得到了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承认，尤其在新文化史中更是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4.实践和表象的文化史

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实践与表象，所有的新文化史几乎都可以归入其列，罗杰·夏蒂埃便认为文化史就是一种介乎实践与表象之间的研究⁽⁵⁶⁾。在此则指一些相对具体的实践行为和表象意义，正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才使得文化表象中的意义得以被解读，阅读史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通过不同读者的阅读行为，差异就会产生，即使是对同一个文本也会出现不同的解释和理解，阅读的行为就是一个构建意义的过程。因此，由书籍史衍生而来的阅读史成为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领地，夏蒂埃、罗伯特·达恩顿等都在这一领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的《阅读史》⁽⁵⁷⁾就从个人阅读的经验出发，讨论阅读这一社会实践的文化史，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国外阅读史研究的初步印象。

除了阅读史之外，其他实践行为的文化史研究的译著也有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有关洗浴的文化史也可归入此列，还有像《流浪的历史》⁽⁵⁸⁾、《自杀的历史》⁽⁵⁹⁾等。实践与表象之间是相互连通的，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在他关于人类洗浴和清洁的发展史里指出，清洗卫生的行为“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化对即时感觉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了这些感觉的延伸。……以有规律的身体清洗为重的卫生观念体现了更大的认知差别和更强的自我约束意识”⁽⁶⁰⁾。洗浴作为一种单纯的行为，并不具备文化内涵，但当洗浴同卫生、文明等目的联系在一起时，它便具有了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洗浴的历史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史。

除了“实践”之外，“表象”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中心主题，伯克便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他对表象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⁶¹⁾1983年在美国创刊的《表象》（Representation）杂志，即把表象的问题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放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之下，其中历史的考察是重要的一个部分，林·亨特也是该杂志主要的编委之一。在法国，伏维尔把罗杰·夏蒂埃1989年发表在《年鉴》杂志上的论文《作为表象的世界》看作是表象史的宣言，文化史“通过人们形成的表象重构社会，这种表象既是社会的反映，同时也制约着社会”⁽⁶²⁾。在此，表象史又成为了沟通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一座桥梁。

这种表象史的译作也有不少，前已提到的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即属于此类，还有像《魔鬼的历史》⁽⁶³⁾、《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⁶⁴⁾、《廉耻观的历史》⁽⁶⁵⁾、《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⁶⁶⁾和《搞笑：幽默文化史》⁽⁶⁷⁾等都由此而展开。

在此仅结合英文版原著就最后一本书《搞笑：幽默文化史》稍稍补充几句，该书原题本来是《幽默文化史》，编辑为译本添上了一个噱头的书名，这本是出版界在汉译出版中常用的做法，在本章所列举的文化史译著中多有这种现象，这样做或可画龙点睛，但也常常会画蛇添足，在这里，“搞笑”一词就大大地削弱了该书原有的学术性和严肃性，令读者产生错觉，使书变得庸俗化了。而事实上，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幽默问题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两个编者一位是希腊史家，一位致力于17世纪荷兰史研究⁽⁶⁸⁾，文集的作者中包括有雅克·勒高夫、亚伦·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彼得·伯克等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会的还有艺术史、文学史、古典学、人种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因此可以说是以历史学家为主对幽默文化进行的一次跨学科“会诊”。编者指出，历史学家之所以重视幽默的问题，是“把幽默看成钥匙，凭借它去解读过去时代的文化符码和文化感受”⁽⁶⁹⁾；“把幽默看成钥匙，有助于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某种特定的宗教，或者特定的行业团体”⁽⁷⁰⁾。更进一步讲，幽默不仅是钥匙，它还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表象、一种文化的代码和符号，藉由对幽默和其他表象的研究，历史学家开辟出了文化史的一片新天地。

以上的四种分类，只是根据国内翻译出版的大量（新）文化史著作在内容和题材上的主要特点进行的大致区分，其界线并不是明确而不可逾越的，相互之间常常都会有交叉和重叠的情况，还有一些著作由于一时难以归类而并没有包括在内，如讨论交流和传播的文化史、以妇女史视角展开的文化史、艺术文化史、科学文化史等，也都有一些相应的著作已被翻译出版，在此就不一一评述了。

这些形形色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著作，充分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多样性的特点。须知，以上所举的，还只是2005年前国内翻译出版的一部分论著，从中亦可想见新文化史在其发源地的欧美学界的繁荣景象。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新文化史研究学术与通俗兼重，即使是出自专业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手的论著，也多从人们日常熟知的一些主题入手，新文化史的通俗性更吸引了许多非专业的作家也踏入历史学的领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雅俗共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学科。当然，过分的标新立异也使得一部分著作走上了欺世媚俗、庸俗无聊的另一个极端，客观上给人们造成了文化史良莠不齐的负面印象，因此对各种（新）文化史著作有时还需要有区别地（甚至是鉴别地）去阅读和进行研究。

【注释】

(1)Peter N. Stearns，“Expanding the Agenda of Cultural Research，”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9（34）：B7，2003/5/2.

(2)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5—26页。

(3)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觉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新史学·新文化史》第四辑，陈恒、耿相新主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5)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觉文化》，第6页。

(6)同上书，第77、103页。

(7)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8)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9)米歇尔·伏维尔：《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1300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高凌翰、蔡锦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米歇尔·沃维尔（伏维尔）：《历史学与长时段》，《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第144页。

(11)米歇尔·沃维尔：《死亡文化史》，第1页。

(12)同上书，第8—9页。

(13)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14)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5)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68.

(16)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食物的历史》，何舒平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17)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食物的历史》，第ⅴ页。

(18)马克·科尔兰斯基：《鳕鱼》，韩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19)马克·科尔兰斯基：《盐》，夏业良、丁伶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20)皮埃尔·拉斯洛：《盐：生命的食量》，吴自选、胡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21)安德鲁·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李蔚红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22)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师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www.xing528.com)

(23)普兰温·科斯格拉芙：《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3500年》，龙靖遥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24)琼·娜：《服饰时尚800年：1200—2000年》，贺彤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25)劳丽·罗勒：《世界鞋史》，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26)Daniel Roche，The Culture of Clothing：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Ancient Regi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5.

(27)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马克·彭德格拉斯特：《镜子的历史》，吴文忠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29)巴巴拉·弗里兹：《煤的历史》，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30)卡特琳·德·西吉尔：《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刘跃进、魏红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31)威托德·里布金斯基：《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敦一夫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32)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3)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罗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34)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35)伯恩特·卡尔格-德克尔：《医药文化史》，姚燕、周惠译，三联书店，2004年。

(36)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鲁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37)迈克·米勒：《迷药》，东方出版社，2003年。

(38)伊恩·盖特莱：《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沙淘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39)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可卡因传奇》，余静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40)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1)戴维·M·弗里德曼：《男根文化史》，华龄出版社，2003年。

(42)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何颖怡译，华龄出版社，2001年。

(43)罗宾·布莱耶尔：《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44)汤姆。卢茨：《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庄安祺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45)吉姆·道森：《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沈跃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6)克劳斯·克莱默：《欧洲洗浴文化史》，江帆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费朗索瓦丝·德·博纳维尔：《沐浴的历史》，郭昌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许宁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48)法碧恩·卡斯塔-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游戏》，林长杰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49)如五卷本《西方情爱史》（爱德华·福柯斯著，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和同一个作者和作品的另一种翻译——三卷本《欧洲风化史》（爱德华·傅克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古希腊风化史》（汉斯·利奇德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古罗马风化史》（奥托·基弗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

(50)Roy Porter，“History of the Body Reconsider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Second Edition，Peter Burke，ed.，University Park，Pen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236.

(51)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第8页。

(52)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第357、362页。

(53)法碧恩·卡斯塔-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第15页。

(54)Lenard R. Berlanstein，“Review： The French in Love and Lust，”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7，No.2 （Spring，2004），471.

(55)法碧思·卡斯塔-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第16页。

(56)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

(57)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58)若兹·库贝洛：《流浪的历史》，曹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9)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李估、林泉喜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

(60)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许宁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61)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5页。

(62)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沈坚译，《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李宏图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3页。

(63)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张庭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4)亚历山大·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胡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5)让·克洛德·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李玉民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更早年翻译出版的另一本选题相近的著作赫尔曼·施赖贝尔的《羞耻心的文化史：从缠腰布到比基尼》（三联书店，1988年）同样属于这一类。

(66)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赵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7)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主编：《搞笑：幽默文化史》，北塔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8)同样是这两位编者之前还曾组织过一次关于手势的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另一部新文化史论集：A Cultural History of Gesture，Jan Bremmer ＆ Herman Roodenburg，e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

(69)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主编：《搞笑：幽默文化史》，第1页；另见Jan Bremmer ＆ Herman Roodenburg，eds.A，Cultural History of Humour，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ⅹⅰ。

(70)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编：《搞笑：幽默文化史》，第6—7页；另见Jan Bremmer ＆ Herman Roodenburg，eds.，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ou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