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探索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五章　精彩纷呈的文化史

文化转向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文化研究和文化史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地涵盖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得到认可和重视，这又更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展开。新文化史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大量以文化为方法与取向、以文化为内容与对象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出版问世，这些新文化史著作一方面将许多旧的研究领域吸纳和包括其中，另一方面也开拓出了许多新视角和新领域。它们之中不仅有艰深专业、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更有无数通俗性的文化史著作，关注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化转向的车轮下，似乎在一夜之间任何事物都具有了某种文化特性，都可以命名为某种文化，也都有必要去考察它们作为文化的历史并探究其中的深意。

各类新文化史论著的纷纷出现，既反映了学术的活跃，也带来了出版的繁荣。新文化史同之前的社会经济史相比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新文化史获得了更多数量的读者，甚至许多专业性很强的论著甫一问世，便可以迅速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受到了来自历史学家以外的普通读者的欢迎。许多通俗化的文化史更在题材上极力开拓，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从人的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被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展开历史的演绎，文化史著作呈现出强烈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历史学家彼得·斯提恩斯（Peter N. Stearns）指出，文化研究的“重点强调的不仅是文化建构在语言表述中的作用，还有它在社会和个人行为中的作用。虽然建立在人类学成果的基础上，但文化建构的研究者却将它们运用到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现代演变上，从而探索了许多领域”⁽¹⁾。他列举了四个新的研究领域：感官史、情绪史、疾病史和性史。彼得·伯克对此也进行过类似的总结，他依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把新文化史分成了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²⁾。这些总结和归类，都是根据新文化史研究现状中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它们充分概括和反映了文化史多样性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出版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当代西方史学主流和热点的新文化史著作自然也被大量地译介引入，在国内出版界出现了一股西方文化史翻译出版的热潮。如果要对今天西方学界层出不穷的各种文化史著作作一个细致的梳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手头材料和自身眼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类的著作实在是太过浩大繁杂，它已成为一项即便是穷尽毕生之力也根本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而此时国内对海外各种文化史论著的同步翻译引进正方兴未艾，虽不全面但也已有小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它们的考察却是可行且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接下来不妨就从这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新）文化史著作中管窥蠡测，或可间接地见识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题材和内容、理论与方法上的一些基本情况。(www.xing528.com)

国内出版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更为显著，大量的各类经典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当代的学术热点和前沿性论著，包括国外史学经典及前沿性的论著也被非常广泛地引入，新文化史作为西方史学的一个热点领域，自然不会被遗漏。不过，国外新文化史研究在国内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又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1）新文化史类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近十年里。国内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通常比它的实际发展状况要相对滞后，因此早先我们相关的研究和译介仍然停留在之前的一个阶段，一般都截至70年代前后为止。最近几年里，随着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日益充分和对外交往的频繁，眼界也逐渐转向了新的变化趋势，而新文化史在国外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也为适时的介绍和总结创造了条件。同时，如本书前文所交代的，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了解始于1999年彼得·伯克的来华讲学，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2000年后相关论著的陆续被翻译和出版。（2）国内译著中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混杂。虽然对新文化史有了一定认识，但仍仅限于史学界，在出版中一般往往没有明确的选择，传统的和新的文化史著作在出版社的计划中也无先后之别，因此在同一时期两种形式的文化史著作都有问世。在下文的分析中，属于传统部分的文化史，如通史性质的民族、国家、区域、时代等的文明史（文化史）就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3）新文化史著作中学术性与通俗性并存，后者的翻译出版更普遍。通俗性是新文化史著作相对于大多数专业性历史著作的一大特色，但这种通俗性也带来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是文字生动、语言通俗但又不失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文化史著作，另一方面是一味猎奇求异，甚至有些媚俗的、庸俗的通俗读物式的文化史，又被称之为所谓“另类的（或边缘的）”文化史著作。后一种由于市场的原因，甚至更热销，翻译出版的情况也更多，有些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甚至也常被包装成这种形式。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还必须有所鉴别，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对于一些过于简单的知识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一些文化史问题进行常识性、故事性介绍的书籍，也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基于这样三个特点，以及参考伯克等人对于新文化史类型的区分，我们也将对这些文化史著作进行简要的分类，然后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并不是要对当前的文化史翻译出版现状作总体的评价，而只是借助西方文化史汉译的基本概括作为个案来说明新文化史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所选著作主要以2000—2005年间翻译出版的部分文化史著作作为考察对象。对2006年至今最新的一些翻译出版状况，由于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特点，即在学术层面上的大规模、系统地引进出版，尤其是部分国内学界研究和介绍较多的新文化史家及一些经典名著，本书下编所列举的几位历史学家，近年来均有大量作品被翻译出版，如彼得·伯克的著作几乎已全部被引进，中译本问世的已不下十种，其余的也即将陆续出版。因此，对于后一阶段的情况，暂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2000—2005年间被翻译出版的新文化史论著大约有200种左右，其中并不包括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相邻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也不包括上文中已排除了的关于区域、民族和时代总体性文明（文化）史著作及一般的通俗知识读物。以下的分析主要根据这200种著作进行，它们在整体质量上虽然参差不齐，所关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却恰恰充分反映出了新文化史的多样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