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登·怀特看来，微观史学研究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提喻法（synecdoche），它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一般，“通过提喻的修辞法……有可能以在一个整体中的整合的形式建构起两个部分，它在质上不等于部分之和，在其中的各个部分只是微观化的复制”(31)。在理论上，微观史学的研究极大地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之前述及的吉尔茨的“深描”理论，并且受到福柯思想的巨大影响。
首先，微观史学所试图建立起的就是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宏观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只是作为讨论的背景，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这种侧重恰与文化人类学对表现文化的符号和仪式等的关注相一致。其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方法上也就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而其结论又能放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如吉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便又可以衍伸开作为一项普遍性的结论。再者，“深描”的方法并不只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套用到某种理论框架中，而是“从一整套象征性的符号出发，并试图将它们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于是深描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一系列否则就会转瞬即逝的象征性的事件或事实，不过它们可以被放在语境之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放在大量的社会话语中。这种方法成功地通过对最微小的事件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而获得最重大的结论”(32)。因此它成为了最为微观史家们所经常借鉴的一种方法，如列维所言，“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33)。同吉尔茨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微观史学在叙述中充分地融入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意识，“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见，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34)。这也成为了微观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常常受到争议的问题之一。
再来看福柯对微观史学的影响，福柯的研究促使历史学家转向那些隐秘的地方去寻找一个社会中关于权力关系的蛛丝马迹，如精神病院、监狱、医院、变态性行为等都可以揭示出理性、正义、科学或自我的概念，可以从被社会忽视的阴暗之面由此及彼，由特殊而认识普遍的规律。它们之间具体的相似之处大致有三个方面：（1）微观史家在选择研究主题上与福柯常常是殊途而同归的，都关注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疯子、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性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2）微观史家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制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35)；（3）“两者都有意识地倒转了近代历史进步解放的图景，将近代文化描绘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中世纪文化自由”(36)。(www.xing528.com)
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以及微观史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上看，它同新文化史的情况基本上也是相一致的。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新文化史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37)。有学者也把微观史学作为整个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方向转变所带来的趋势之一，“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的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在各种研究著作中，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则号召，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38)。此处的这段评价不仅是针对微观史学而发的，它也同样适用于新文化史。微观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对象的规模和范围上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更反映了一种历史认识的发展，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微观史家和微观史学研究也都可以包容在新文化史之列，其中既包括意大利的微观史家，也包括意大利之外的众多微观史学研究者，本书稍后还会就后者作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即使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内部，对微观史学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它同福柯和吉尔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分子，反而更增添了它们的多样性。微观史学并不像福柯那样完全排斥经验的传统社会科学，它反对那种唯文本、非历史、反历史的倾向，“他们认定在那些历史文本之外仍然有一个现实存在，一个能够被认知的现实”(39)。基于这种认识，金兹伯格又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形象地比作是一个鉴别真伪的艺术史家、一个探究心灵深处的精神分析学家或是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侦探，除了通常的研究方式之外还需要能够从琐碎的细节中去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整理出线索和头绪来，甚至像古代的捕猎者那样，“跳过表面上可见的毫无意义的证据，到达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的现实”(40)。对于猎人来说，他的眼中只有猎物而没有自我，其立场恰与福柯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此处不禁令人想起了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41)。金兹伯格本人便拒绝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还极力地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张，诟其为“垃圾”、“一种廉价的虚无主义”(42)。
至于微观史学同吉尔茨人类学研究模式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类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间的差异，这基本上是所有新文化史研究在对人类学的借鉴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同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学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直接地去观察、访问他们所要研究的个人或群体，不可能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史料和证据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观史学建立和形成了一套独特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在微观史学中有着侧重文化或社会因素的两种不同取向，即文化微观史和社会微观史。尤其在社会微观史家中，对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便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作为这一取向的代表，乔万尼·列维分析道：“在我看来，微观史学与解释人类学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后者在公共符号和象征中看到了一种一致的意义，而微观史学则试图参照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表象的多重性来界定和衡量它们。”(43)就这层意义来说，“微观历史学乃是对更古老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一种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是重新发现了作为历史变化的代理者的那些人物与小团体的个性”(44)。因此，微观史学的研究既可以是一种文化史，也能够适用于社会的分析；微观分析的对象虽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它并没有全然无视更广阔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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