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波助澜，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创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1981年至1992年间，在都灵的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Giulio Einaudi）的支持下，由金兹伯格和列维任主编，连续十多年先后出版了一批微观史学研究的著作，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e）系列丛书。其中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论著(17)，也包括部分翻译的微观史学经典论著(18)。出版社在宣传这一系列微观史学丛书时宣称：“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交融。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19)这一丛书的问世，奠定了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1966年创刊的史学刊物《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杂志也在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一个组织上的巩固的根据地”，其地位“颇有似于《年鉴》在法国和《过去与现在》在英国的地位，成为了视野广阔的各种历史研究的一个论坛”(20)。在保守的意大利学术界，《历史笔记》以创新求变而独树一帜，是一个“鼓励试验创新、少数派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党派之见”(21)的重要理论阵地。微观历史学家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阵地，第一部分中提到的1977年格伦迪及1979年金兹伯格和波尼的两篇呼吁开辟微观史学研究的文章均发表在《历史笔记》上，以后各类微观史学研究的论文更是频频出现在这本刊物上。
综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现状，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大致分为两类，可以称之为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深描”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微观史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资料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
社会微观史则与社会史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信“社会边缘人群的行为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权威的本质”(22)。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列维和格伦迪，他们在理论上主要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们日后都或多或少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宏观历史学的观念提出了质疑。据列维的说法，“那些投身到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渊源，即一种并非空谈的偏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特点在表现中往往多种多样，但我相信却使这些历史学家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项讲究文字和追求美感的活动”(23)。伊格尔斯也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比较中，认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项重要因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24)。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鲜明地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上。(www.xing528.com)
1977年，格伦迪在《微观分析与社会史》一文中就把微观分析定义为一种“社会史，即‘人与人群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步骤”(25)。列维1985年出版的《继承权力》（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一书，尽管同样是以一个人物而展开的微观史研究，但不同于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自始至终围绕梅诺乔的心态、命运为中心的做法，“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上，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26)。同时，“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契耶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27)。这本书是社会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它也标志了意大利微观史学在文化微观史之后又取得了新的发展。
伊格尔斯在对金兹伯格和列维两人的代表作进行比较时即指出：“这两部书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在他们的概念与叙述的研究路数上又大有不同”，共同之处是“两部书都有着microstoria（微观历史学）的一般特征，即专注于一个给定地点的某个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两部书都精心重建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焦点又都是放在地域性的而非更广阔的跨地区的层次”；不同的是，“列维笔下的魔法师则更其深入得多地被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且那文本也更其分析的”，“列维的关注则更加是在社会科学上，它要检验或纠正已有的各种假说”，“然而金斯堡（金兹伯格）对他的主角梅诺奇奥（梅诺乔）的研究途径要比列维的，更加是解释学的”(28)。
新兴的微观史学对传统意大利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反对之声。乔万尼·列维在其讨论微观史学理论的论文《论微观史学》中，就引用了老一代的意大利历史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一段批评，文图里认为：“研究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是毫无意义的，如今却频频出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而不是写小说。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今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要求恢复市场的问题。是谁创造了市场？是18世纪的人们。在意大利有谁还在关注于此？是启蒙思想家杰诺维西（Genovesi）和维埃里（Verri）。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研究中心牢牢地放在当代生活的根源问题上。”(29)文图里的批评集中指向了微观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注重局部、细节和强调叙述性，这恰恰是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们力图摆脱和超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并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国际史学界尊敬的关键所在。
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微观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不少微观史学研究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剑走偏锋，因而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琐碎的问题上，由于“见木不见林”而使结论流于简单、狭隘。要纠正这一问题，“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30)。这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局限的途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未来的大势所趋。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今天，梅诺乔的故乡蒙特利勒已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如它的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就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其影响更是超出了意大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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