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酪与蛆虫》：金兹伯格的新文化史

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

卡洛·金兹伯格无疑是众多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之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位，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更是常常被视为他们的代表。通过简要地介绍和分析他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微观史学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乳酪与蛆虫》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意大利农民，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eale）的偏僻山村，以经营磨坊为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村夫农妇，梅诺乔能读会写，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由此形成了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另一方面，由于其出生于底层社会，背景、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完全形成自个人的经验、想象和理解，因而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除了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传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因此于1583年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经过前后两次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在1599年前后被判决处死。

历经几个世纪，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资料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落”⁽⁷⁾。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在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

金兹伯格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乔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在1976年意大利语的初版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于“帝王将相丰功伟业”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先前被历史学家“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⁸⁾。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基本上就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展开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手段。

那么，如何从特殊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去解读某个特定时代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呢？以梅诺乔的例子而言，他本身便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孤立的个体，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同他周围的普通村民相比也显得格格不入，究竟能有多少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从中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况且微观史学经常聚焦的一些对象，如叛逆、异端、罪犯等，通常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均属于另类，同样不具备普遍性。因此，这是微观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格伦迪认为，如同在统计学中可以允许一定的例外存在一样，少量的特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⁹⁾。金兹伯格则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www.xing528.com)

首先，他指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无论是奥地利的贵族还是17世纪英国的下层教士”⁽¹⁰⁾。一个人，不论他有多么普通或是多么特殊，首先是从属他所属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梅诺乔的与众不同仍然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此外，“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来说，某种形式的触犯权威属于正常的行为，社会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即那些违法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对没有其他调节宣泄方式的人们来说是属于正常的。因此，一些违规者从政府或教会当局制定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异己分子，但却往往是他们自身社会背景的最佳代表”⁽¹¹⁾。

其次，当时盛行的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虽然重新认识到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无声的”统计数据，针对于此，金兹伯格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案用叙述的方式来重现大众文化史，至少能够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片面认识。“甚至是一个有限的例子（梅诺乔即是如此）也具有代表性：消极地讲，因为它有助于说明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理解为‘统计数字的大多数人’；或从积极的角度讲，因为它使得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事情（大众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一些被歪曲的文件才能被了解，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统治者的档案’之中。”⁽¹²⁾

于是乎，金兹伯格透过梅诺乔个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由此管窥到了16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大众文化”的些许踪迹。在梅诺乔理解的世界中，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而生，就像牛奶做成的乳酪一样，蛆虫也生于其间，它们就是天使”⁽¹³⁾，而上帝大约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不论是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读者，抑或是16世纪宗教法庭上的教士们，都禁不住好奇梅诺乔奇怪的宇宙观究竟出自何处。根据宗教法庭抄没以及梅诺乔自己供述的一份长长的书单，他的思想似乎是来自于其个人阅读之后的某种体会，在他看过的书中，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译本、薄伽丘未经删节的原版《十日谈》，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历史、游记类书籍，甚至可能还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奇怪的是，这些文本的真正含义与梅诺乔的诠释之间大相径庭，这主要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文本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和农民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再投射到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之中。金兹伯格认为。“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¹⁴⁾。

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written culture）和口述文化（oral culture）；在《乳酪与蛆虫》一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梅诺乔的案例，通过描述法庭上梅诺乔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从属的文化（subordinate culture）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农民文化）”⁽¹⁵⁾。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pantheism）的一个变种”⁽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