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盟友
现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趋势，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里，历史学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就是人类学。斯通将叙事史复兴的原因之一归根于人类学的影响，后者在70年代中逐渐取代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也成为了历史学新的盟友和新文化史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在1980年时就曾这样评价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25)此时距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一书出版已有七年，科恩的预言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75年，被视为最早开辟美国新文化史研究之路的娜塔莉·戴维斯，就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man）、玛丽·道格拉斯和维克多·特纳等。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H.Sewell，Jr.）关于他自己是如何在研究中由社会转向文化的一段回忆，可以非常典型地说明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接纳过程，他写道：“当前文化概念的活跃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当我最初开始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在当时，如果你想要学习文化，就必须求助于人类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在关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上却有着普遍的一致。我开始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作为更好地认识19世纪法国工人的一种方法。我希望，文化分析能够使我了解工人们行为的意义，这是我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史’研究者的标准工具——计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我经历了同文化人类学的邂逅，从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转向一种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更广泛的评判。由于确信在生活中除了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无尽追逐之外还有更多，我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我们如何了解那‘更多’之处。”(26)
在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富影响的人类学家无疑就是吉尔茨，他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27)吉尔茨把文化比喻成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文本的合奏”(28)；而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引中意义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交流”(29)，这也就是其所谓的“深描”的方法，它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结构分析。于是乎，符号、仪式、事件以及历史遗物、社会配置、信仰体系等“文本”都可以放在符号学的结构之下进行审视，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意义体系。
在吉尔茨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在历史研究中结合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在80年代前后，甚至更早的时候，出现了许多专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最早开拓尝试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如E·P·汤普森、娜塔莉·戴维斯等(30)，而更多的是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这成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代表作《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31)。在研究中，他们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屠猫记》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对猫进行屠杀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在当时法国人的心态与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对此本书之后还会有专章进行讨论。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文化史名著《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作者把17世纪“黄金时代”荷兰历史的宏大叙事仅仅作为一般的历史背景，而更多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如人们对法律和财富的态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孩子的教育、生活中的洁癖和琐碎等，从而发现其中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解释指出正是这些文化因素渐渐成为了荷兰民族性的一部分(32)。
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因此彼得·伯克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又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历史学家们尝试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过去，将过去看作是异国他域，像人类学家解释异邦一样去解释过去的文化及其意义，“文化史也是一种文化翻译，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时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33)。他还根据新文化史家的不同研究领域，从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两个角度指出了他们接受和运用人类学方法的不同侧重，他写道：“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帮助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并进而去理解过去的‘他性’。……首先，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看到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存在问题的，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因而要摆脱所谓的‘内在盲目性’（home blindness）；其次，它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疏离的问题，通过将之放到一个可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小规模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模式。”(34)
伯克此处所说的两个方面，其实正是新文化史（或人类学史学）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中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借用了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把过去看作是可与之进行对话、可对之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活生生的世界，从而大大开拓了文化史研究的维度，更新了研究的方法。如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一部妇女史著作《边缘女性》（The Women on the Margins）中，开篇即杜撰了自己作为作者，在冥想中与该书的三位生活在17世纪的女主人公之间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按照戴维斯的话说，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妇女的故事“揭示17世纪里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正如她们通过努力在边缘之上所创造出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35)。至于后一种方法，主要是借鉴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历史学家进入的是过去的世界，运用的是无声的、文本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微观史学等研究模式，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和解释，重建起一个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社区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所关注的历史中的村落，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聚焦下的普通农民，均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佳作。
英国文化学家戴维·钱尼从一个非历史学家的角度，针对文化研究在当代历史学中的反映，将其中带有明显文化研究特征的历史研究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与文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特别关注前工业时期的大众文化”，它主要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恩顿等；第二类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他们在文化史方面的影响显然来自他们把精神面貌加以理论化，使之成为文化实践与生产的场所”；“第三类历史类著作结合了米歇尔·福柯的视角，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年鉴传统都持批判的态度”(36)。虽然他的这种划分同上文中所论述的三个来源略有重叠又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很好地说明了不同理论来源在新文化史研究中表现出的不同侧重。这三个来源共同构建了近些年来在西方史学中非常活跃的新文化史的理论基础，如果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代表了历史学在经历了社会史繁荣和衰退后的一种内在的自我反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则可以看作是来自外部的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对历史学的强大挑战，而文化人类学则恰好在历史学最危急的时刻适时地施以援手，代替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了它新的盟友。由此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史，再一次扭转了西方史学长河前进的方向，在新的潮流的引领下，古老的历史学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展现出愈加年轻和活跃的生命力。
【注释】
(1)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22. 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r，What Is History? New York，1965，84）
(2)Lynn Hunt，“Int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Text，”10.
(3)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思·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4)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yond the Cultural Turn，62.
(5)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第27页。
(6)E. P. 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1963，11.
(7)E. P. Thompson“，Folklore，Anthropology，and Social History，”Indian Historical Review，Vol.3，No.（21977），18.
(8)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31页。
(9)勒华拉杜里：《蒙塔尤》，第194页。
(10)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第26页。
(11)Victoria E. Bonnell ＆，Lynn Hunt，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2.
(12)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年），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年《）、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年）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年），以及萨林斯的《文化t实践理性》（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年）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年）。
(13)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ⅸ.
(14)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2.(www.xing528.com)
(15)Lloyd S. Kramer，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The New Cultural History，97-98.
(16)Geoffrey Eley“，What is Cultural History?”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Summer，1995），35.
(17)Patricia O'Brien“，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The New Cultural History，26-27.
(18)Patricia O'Brien，“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37.
(19)Mark Poster，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6.
(20)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Past and Present，85 （1979），3-32.
(21)Karen Halttunen“，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vity，”Beyond the Cultural Turn，166.
(22)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3)Karen Halttunen，“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vity，”166.
(24)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3.
(25)Bernard S. Coh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2（1980），216.
(26)William H. Sewell，Jr.“，The Concep（ts） of Culture，”Beyond the Cultural Turn，35-36.
(27)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1973，5.
(28)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24.
(29)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452.
(30)参见Natalie Zemon Davis，“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1（1981），267-275；E.P. Thompson，“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Midland History，1（1972），40-53。
(31)Robert Darnton，The Cat Massacre and the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1985，3.
(32)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33)Peter Burke，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193.
(34)Peter Burke“，Historians，Anthropologists，and Symbols，”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Emiko Ohnuki-Tierney，e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270.
(35)Natalie Zemon Davis，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209.
(36)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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