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外部挑战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外部挑战

时间:2023-08-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潮,便深刻地影响到了史学领域,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挑战。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外部挑战

二、外部的挑战

不过,单从历史学内部所进行的反省或许可以推动社会史的改造,但并不能促成西方史学在总体上的变革,因而必须同时借助来自外部的动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潮,便深刻地影响到了史学领域,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挑战。

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与亨特合作的另一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 Bonnell)便是一位社会学家,在她们两人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11)随后两人列举了一系列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她们首先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这两个理论来源,它们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等(12)。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一切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13)。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14)。怀特的观点广泛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尽管怀特并不是第一个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文化转向”的进程,因此甚至有人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有的有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5)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同怀特一样,福柯的身上也常常被新文化史家戴了“守护神”(16)的光环。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中,寻找权力的缝隙”(18),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www.xing528.com)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地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9)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其次是如劳伦斯·斯通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20)

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21)。而新文化史的叙述,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说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娜塔莉·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一书,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并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同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22)

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23)。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及其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24),也就是由经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