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类学和历史学（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在这两期的《跨学科历史杂志》上，关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一共三篇文章和一则评论，恰与第一部分的政治史相对应，一个代表了历史学的过去，另一个则指向了未来。不同于其他几个部分，在80年代初，人类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还是一个新兴的现象，因此几位作者的观点更像是就这一新领域展开的一场讨论，他们的观点也尚不完全一致。
第一位作者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45)用《朝向复合》的标题来说明他所认为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科恩回顾指出，历史学和人类学是两种受到了近代欧洲历史经验深刻影响的知识形式，一直到18世纪人类学都还是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过去中寻找他性（otherness），过去的行为和思想通过诸如文本、艺术、建筑、社会行为、风俗等形式的证据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他们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即使在进入19世纪后，人类学和历史学各自开始相对独立，人类学家开始更多地将视线投向欧洲以外的文化和文明，但他们的方法还是常常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不同的只是研究领域和资料来源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的历史可以从档案文件中找到；海外殖民地居民们的风俗则是在‘田野’中”(46)。如同文献对历史学家的作用一样，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手段，就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资料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行为和记忆中”，获取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的观察。
这种工作方式的不同在实质上进一步扩大了两者间的分野，不过在战后初期，随着传统人类学所依托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在一些人类学家中也出现了一股从当地人的角度用人类学的资料重写当地历史的潮流，而不再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俯视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以后这样的历史研究中，还补充了殖民政府的档案文件、口述史料以及考古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等，因此科恩称之为人类学向史学的“回归”和“复合”。
但在欧洲史中真正运用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思考和研究，直接地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科恩引用了E·P·汤普森、劳伦斯·斯通、勒华拉杜里、弗郎索瓦·费雷和雅克·勒高夫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讨论，这些历史学家所感受到的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可借鉴之处，涉及“稳定性、结构、规律性、地方性的、公共的、小规模的以及表象的、象征的和巫术的”等特点(47)，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一些因素，它们把历史学家引向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但科恩也看到，他们在对借鉴人类学理论上的态度还是略带犹豫和怀疑的，担心历史学同人类学的结盟可能会将史学本身引向歧路。
不过科恩的态度依然非常乐观，认为有希望让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建立起一种更紧密的工作关系。人类学史学的真正出现首先也是在非欧洲史的研究领域，它们“不是要把非洲、中国、印度或东南亚的历史构建成欧洲史的一种反映。对文本和经过整理的口头传说的解读不是为了建立历史年表，也不是要从神话怪谈中过滤出历史事实，而是要在这些文本白身的文化中获取它们形式与内容的意义”(48)。此后才又逐渐过渡到也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和思考欧洲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在80年代初，人类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如何在认识论领域上建立一种有效可行的研究方法，如何将人类学的成果运用到历史的时间维度中去，仍然是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科恩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类学史学家或历史人类学家不能光把历史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加以重建。他们必须还要涉及事件对那些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完全解构这样的事实。历史人类学从而将成为对文化的描绘，通过研究影响和改变结构的事件，及对这些变化结果的解释，说明它们（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这不会产生如19世纪的学者们寻求的那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科学的’原理，而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学”(49)。
但紧接着另一位作者约翰·亚当斯（John W. Adams）(50)的观点却与科恩完全相反，明显持一种反对态度。他首先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历史学家在“断章取义和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误用”了人类学的概念(51)。这种在“误用”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片面的、有选择性的接受，未能充分地认识到人类学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亚当斯批评历史学家往往只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可用的人类学家的理论，如克利福德·吉尔茨、维克多·特纳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而对其他如马歇尔·萨林斯、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却避而不谈，即便是对那些他们接受了的人类学理论，历史学家的理解也并不充分和正确，在实际的运用中更暴露出诸多的问题。
亚当斯强烈怀疑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借鉴，在文章最后他更是警告道：“历史学必须对它的目标及其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有更多的自我反省。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学家中对理论的缺乏兴趣仍然非常明显。但从另一个学科借鉴概念有时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希望，尤其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被用一种轻率的方式误用。”(52)
娜塔莉·戴维斯(53)紧接着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亚当斯及其观点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和反驳，尤其是从实践的角度指出了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更好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她认为人类学史学的研究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它不是年鉴学派的那种“静止的历史”的延续，也不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过去的一条途径。随后她指出了人类学研究中对历史学家可资借鉴的四个特点：“对社会互动的生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象征行为的有趣解释；关于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意见；不同于历史学家习惯使用的那些来自于文化的材料。”(54)借助于这些特点，历史学家可以进一步改进自身的研究，运用新的资料、新的研究角度和对象，甚至新的叙述和解释的方式。
同时，在戴维斯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认识并非如亚当斯所说的那样片面和浅薄，涉及了文化人类学的大部分流派和观点；历史学家从人类学研究中得到的启发不仅停留在文化的层面，经济史、家庭史、思想史、性别史等专门的领域也都可以从人类学的方法中受益；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运用绝不是轻率或失误的，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借鉴的，“人类学不是某种历史学家必须皈依的高一等的认识社会现实的方式，而只是一门与我们自身联系日益紧密的姊妹学科”(55)。人类学史学并不意味着完全地照搬人类学的理念进行历史的研究，戴维斯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学对我在自己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56)
进行评论的卡洛·金兹伯格(57)也是一位积极倡导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其所推崇的微观史学研究，在理论上受到了人类学，尤其是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深刻影响。他肯定地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对这两个学科都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它们摆脱各自狭隘的学科界限、扩展研究的视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两个方面：“对文化差异的重视，及通过强调那些迥异于我们的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来克服它（文化差异）的努力。”(58)在这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并从新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原本被忽视的问题和证据，诸如巫术、迷信、仪式等，由此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所谓的“叙事史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人类学中个案研究的影响。金兹伯格相信，对人类学史学的前景无需有太多无谓的担心，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像19世纪时那样，不再可能有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模式可以涵盖和解释所有的问题。
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西方史学前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历史学的开放性使它抛弃狭隘的学科限制、门户之见，而能够更广泛地利用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进入80年代后，人类学代替社会学、经济学等俨然成为了历史学最主要的盟友，从而大大推动了历史学自身的变革，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文本解释的手段、微观考察的视野都对新文化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也使得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取代社会史成为了可能。
最后，整个两期有关80年代后历史学走向的讨论以西奥多·拉布（Theodore K. Rabb）(59)的总结收尾，作为历史学家和主持这次讨论的杂志编者，他从各门分支学科的众说纷纭中综合得出了怎样的总体趋势呢？
拉布的总结陈词把历史学的演变概括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不断转变，题为《一致性、综合和性质》。由史学史的发展可知，历史学不应该被理解为静止不变的、有着唯一的或权威的内容、方法和形式的学科，尤其在二战以后，新的历史学研究方向不断被提出并得以充分发展，充分展现了当代史学的多样性特点。他指出：“吸收所有这种创新，无论它是指计算机和精神分析学的运用、对人口统计学和树木年代学的借鉴，或是对那些从未曾进行过的课题的研究，如关于人口出生率和节日、疯癫和巫术，是当前历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60)正是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促使《跨学科历史杂志》的编者采取将不同历史学分支学科分别加以讨论的形式来总结它们各自以及历史学的现状和未来，也相信这种多样性还将继续保持，并将有着更新、更美好的前景。拉布不相信对这种多样化的历史学进行简单综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只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努力地工作，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学在整体上依旧是统一的，各种分支学科在它的统属之下通过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拉布的总结还是一种宽泛的、宏观上的意见的话，那么从各个部分的讨论中我们又能捕捉到怎样的信息，它在告诉我们具体的历史编纂和研究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总体而言，这两期杂志的各篇文章中，有两个比较明显和共同的特点。首先，从各个分支学科在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总体地位及它们当时所遇到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政治史早已退出历史研究的主流；（心理）传记和科学史同历史学的关系也始终是若即若离；经济史和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家庭史和人口史正处在调整和转型的阶段；计量研究和思想史则在迅速衰退，前者变成了单纯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工具，而非解释和编纂的模式，后者部分回到哲学领域，部分转向了文化史；只有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学史学，即后来所说的新文化史，成为80年代初整个历史学领域中迅速崛起、最具活力和前景的一个方向。其次，从各个学科在各自的调整和变化中出现的相似之处来看，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文化”正在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取代社会学、经济学等成为历史学最主要的盟友，它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在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的文化史研究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政治文化、科学文化、经济文化等吸引了不同学科历史学家们前所未有的关注，思想史把对象从哲学家转到了普通人和他们的观念世界；（心理）传记开始认识到集体心理或心态研究的可能和必要；家庭、人口等社会史研究也在长时段的、总体的研究之外，投入到具体的、细微的社会单位和人的考察中，把由数字和图表的社会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的社会史。
《跨学科历史杂志》的两期讨论，当然无法完全涵盖整个80年代初的西方史学状况，它的分类及各篇作者的观点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西方史学正在发生的转变，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信息——文化和文化史研究已经被放到了历史学家的日程之上，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进行。
【注释】
(1)史密斯当时任麻省理工学院人文科学系主任、政治科学与历史学教授。
(2)朱里亚尔当时任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
(4)勒韦尔当时任《年鉴》杂志副主编。
(5)Peter H. 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1，1981，3.
(6)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1，1981，30.
(7)Peter H. 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2.
(8)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5.
(9)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1.
(10)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2.
(11)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5.
(12)Peter Clarke，“Ideas and Interests，”47.
(13)Jacques Revel，“ A Comment，”50.
(14)斯通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15)Lawrence Stone，“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Trend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1，1981，55.
(16)Lawrence Stone，“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Trends，”55.
(17)里格利当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的人口学教授、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史项目主持人之一。
(18)E.A. Wrigley“，The Prospects for Populatio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07.
(19)肖当时任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系主任。
(20)Miles F. Shore，“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 1，1981，92.
(21)William Langer“，The Next Assignmen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LⅩⅢ，No.2，Jan. 1958.
(22)Miles F. Shore，“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112.(www.xing528.com)
(23)Emmanuel Le Roy Ladurie，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6.
(24)赫利希当时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25)鲍格当时任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
(26)David Herlihy“，Numerical and Formal Analysis in Europe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1，1981，135.
(27)Allan G.Bogue“，Numerical and Formal Analysi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1，1981，137-138.
(28)Allan G. Bogue，“Numerical and Formal Analysis in European History，”166.
(29)泰明当时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30)Peter Temin，“The Fu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2，1981，179.
(31)Peter Temin，“The Fu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197.
(32)萨普尔当时任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
(33)Barry Supple“，Old Problems and New Direction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2，1981，200.
(34)Barry Supple，“Old Problems and New Directions，”202.
(35)鲍斯玛当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
(36)William J. Bouwsma“，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History of Meaning，”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80.
(37)William J. Bouwsma“，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History of Meaning，”284，287-288.
(38)William J. Bouwsma，“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History of Meaning，”288.
(39)科尔顿当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主管，之前为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
(40)Joel Colton“，The Case for Defens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2，1981，294.
(41)Joel Colton，“The Case for Defense，”295.
(42)萨克里当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教授及科学史杂志《伊西斯》（Isis）副主编。
(43)Arnold Thackray，“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2，1981，306.
(44)Arnold Thackray，“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310.
(45)科恩当时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教授。
(46)Bernard S.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2，1981，231.
(47)Bernard S. 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243.
(48)Bernard S.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247.
(49)Bernard S. 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252.
(50)亚当斯当时任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51)John W. Adams，“Consensus，Community，and Exoticis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53.
(52)John W. Adams，“Consensus，Community，and Exoticism，”265.
(53)戴维斯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54)Natalie Z.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2，1981，267.
(55)Natalie Z.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4.
(56)Natalie Z.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5.
(57)金兹伯格当时任博洛尼亚大学近代史教授。
(58)Carlo Ginzburg“，A Com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77.
(59)拉布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跨学科历史杂志》副主编。
(60)Theodore K. Rabb“，Coherence，Synthesis，and Quality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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