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揭示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传记（Biography）

作为心理学家的迈尔斯·肖（Miles F. Shore）⁽¹⁹⁾对传记的评论完全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展开的，标题即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因此其所说的传记基本上就是指心理史学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心理传记。肖把传记看作是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的形式，而他对心理传记的总结和预测，主要也是基于心理传记的学科内部的变化而作出的。

心理史学的产生首先是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人格心理特点同人生经历关系的论文被公认为心理传记（以及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尽管这种心理传记本身和精神分析学一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学确实非常有助于传记的写作，“心理学的叙述对应于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使它能够作为传记故事的一种细致和丰富的补充形式”⁽²⁰⁾。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心理传记的写作高潮。同时在理论上也逐步由早期弗洛伊德强调本我，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转向自我心理学，把内在的心理同外部的环境更多地结合在一起来考察。60年代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心理的发展比作若干阶段的生命历程，而开拓发展了新的研究模式，成为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正是在几乎同时，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朗格（William Langer）才会公开提出要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下一个任务”放到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²¹⁾。

对于这种运用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的心理传记研究，历来意见不一，批评之声自弗洛伊德的时代以来就一刻未曾停息过。这些意见包括对精神分析学说本身的批评，对其理论和方法在用于历史人物身上时有效性和适用度的怀疑，对其资料考证和使用的担心，以及对心理学家在把握和处理具体历史问题中的能力的质疑。肖并没能有效地回击这些批评，他更多地还是将传记设为一个有别于历史学的门类，并且认为在传记写作中，心理学对深入理解传主的性格、人生等的作用业已得到公认，未来所有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心理传记。至于传记同历史的关系，肖指出应该更多地为历史学家提供心理学的训练，同时在传记写作中更广泛地开展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www.xing528.com)

最后在预计80年代后心理传记研究的走向时，肖主要还是从心理学白身出发，认为随着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继续发展，传记的写作也可日臻完善。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点实质性的预测，“有可能预见会有新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是集体传记。……它追随了大量试图系统解释集体行为的人类学、社会学、群体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著作”⁽²²⁾。在此，我们看到心理传记不再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对外禁地，它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受到来自外界整个学术潮流的影响。

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心理史学只是西方心理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和流派，诸如法国的心态史和以其他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史学等分别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因此这里所说的心理传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心理史学的情况。即便是弗洛伊德在后期也将其心理分析的对象从个体转向了人类群体，而在解释和分析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因时，诸如人类学、群体心理学、心态史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就有了更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并不非常显著，但文化转向的影响在此却也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