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家庭史、人口史和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家庭史（Family History）与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¹⁴⁾关于家庭史的论文是对这门新兴历史学科所作的一项非常详尽细致的史学史考察，标题也非常直截了当——《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趋势》。斯通把家庭史看作是社会史的分支之一，其兴起是整个战后社会史勃兴的一部分，它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不同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如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女性主义等，其中“科学史学”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这两种史学潮流的作用尤为明显。

在斯通看来，每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都成为了推动家庭史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从19世纪末恩格斯第一次把对家庭的历史分析同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学帮助家庭史研究建立起一种科学的、量化的研究模式，70年代的妇女运动、性解放把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引向了家庭生活的内部，如妇女的家庭角色和性。最后，在介绍最新的家庭史发展趋势时，斯通着重指出：“一定程度上，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刺激下，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对于心态史的新兴趣，即指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念、信仰、情感、情欲。这种兴趣刺激产生了一种新的家庭史，对情感关系给予同经济或社会关系一样的关注。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核心家庭和家族成员之间、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间的亲情纽带的性质和特点。”⁽¹⁵⁾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史研究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方向。

斯通把家庭史宽泛地分成五种类型：（1）人口统计学的；（2）法律的；（3）经济的；（4）社会的；（5）心理和行为的。其中第五种类型所指的正是家庭史的新变化，“是关于人们是如何相互对待的，包括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核心家庭与家族；在性的方面他们在婚前和婚后是如何表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认为应该怎样去做的；最后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情感，以及他们对婚姻中的情感，如爱情、性欲、敬老或爱幼的反应程度”⁽¹⁶⁾。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史研究把大多数的人和家庭都作为一种统计数字和模型，由于资料的原因，对人们在家庭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包括情感、观念和心态等具体问题的定性分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借助于心理学、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开拓，使家庭史有了进一步深入下去的研究空间。这不仅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庭史未来发展的前途。

斯通在文章最后也指出，人口统计学的定量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概括等，这些研究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了，对家庭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们在理论和概念上也同时达到了尽头或极限，已经很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家庭史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方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和开拓，而最有希望的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借助心态史的方法将研究从量化的分析更多地转向对性质的解释上。(www.xing528.com)

家庭史的研究常常都要依靠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后者是人口统计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安东尼·里格利（E. Anthony Wrigley）⁽¹⁷⁾更有意识地把人口史分成了人口统计史（demographic history）和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侧重于对历史人口数据的计算、统计、整理、量化分析，后者强调从这种人口变量的演变趋势出发，结合历史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将人口的特点同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结合起来，并证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¹⁸⁾。

里格利所指出的人口史研究中出现的变化，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侧重的转移。他认为，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等变量，人口迁移的数量、构成的比例等数据，都只是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工作，人口史应该要做的，是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这些因素在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其他方面究竟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口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大量、准确的人口信息和数据为基础，资料的限制也制约着人口史的前进，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如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一方面寻找新的可靠的人口资料，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另一方面，更多地把研究方向转向人口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上。因此，在80年代前后的人口史研究常常同家庭史、社会史等发生交叉，运用一些社会行为的模式来解释婚姻关系、家庭结构、生殖型态、人口流动、性别和族裔关系等问题。

在家庭史和人口史中，过去对计量研究等纯技术手段的推崇和强调逐渐衰退，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日常心态与生活、对人口史总体趋势与具体个案等问题的重视，成为这两个领域中令人瞩目的新视角和新热点，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也正是对文化因素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