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也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无疑是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史学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70年就满怀信心地表示：“对社会历史学家而言，现在是一个好时机。”(5)同一时期，不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史研究几乎都臻于顶峰，雄踞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伊格尔斯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以当时风行欧洲的三股主要史学思潮——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将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归结评价为，“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6)。几乎与此同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在其讨论当代史学趋势与现状的著作中作出了类似的结论，甚至对史学中社会科学性的加强表现出更大的乐观态度，他尤其谈到了计量方法在史学中的广泛运用，如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即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s）认为“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7)。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结论都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此就不作过多的介绍。本书更关注于其后发生的历史学转向的问题，在西方史学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漫漫发展进程中，这一转向同之前的历次新陈代谢一样是深刻而剧烈的，如巴勒克拉夫将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以社会科学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变革称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进步一样，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亦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将前一场革命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深处。
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初版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85年又对该书作了补充和修订，在第二版中特别增加了十年里发生的新变化，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的动向，“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体而言，“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向更为明显地关心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仍然认为文化的取向同社会科学的取向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更没有决裂，甚至还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将历史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的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学家——不论是致力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年鉴派历史学家、致力于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的联邦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还是研究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义的研究者”(8)。在此，伊格尔斯更加看重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同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立场，而淡化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淡化了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
差不多又一个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英文本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对它们作了更加明确的划分。他在20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出了“两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十九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持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二十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这便是他在70年代所讨论的主题，而第二种则发生在70年代后，对此他写道：“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9)于是，彼得·伯克在谈到新文化史在今天的文化史研究及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时，骄傲地宣称：“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10)
新文化史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文化”。对于“文化”的概念在诸多新文化史家中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文化包含了太多太广泛的内容和范畴，因此的确很难给新文化史一个准确的定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转而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出发来讨论，这或许是一条更加实际可行的途径。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探寻过去的历史，即如彼得·伯克所说的，“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11)。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克利福德·吉尔茨关于文化的理解，“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12)。虽然，吉尔茨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新文化史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关于新文化史的理论源泉稍后章节中将会作专门论述，在此还是着重讨论史学潮流的转向问题。
史学趋势的改变并不是骤然的急转，而是渐次展开的。早在1963年，社会史正风行史坛的时期，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就已昭显了日后新文化史的迹象。尽管作者和他所属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更多地被归入了社会史家的行列，但该书中所展示的文化取向却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史家们所缺乏的，中译本的译后记评价其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13)，如果从史学范型的演进来看，称其为“超时代的”亦毫不为过。在书中，汤普森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既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他“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他又把阶级分成了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两个层面，前者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是预先确定好的，而后者则不同，“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它是属于文化的层面，因此在汤普森的分析中同时强调了社会和文化两种因素，“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随着剥削和雇佣关系的形成，在同时自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随着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形成而最终形成的。由此，他提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14)。
我们看到，“汤普森明白无误地摒弃了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致力于他所谓的‘文化与道德的调节’——‘在文化方面……处理这些物质经验的方式。’”(15)汤普森的著作问世后，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论，但它对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朝向文化的转向，汤普森的研究取向也因此有“文化马克思主义”之称。在新文化史的形成进程中，汤普森的先驱地位也是不容动摇的，苏珊·德山（Suzanne Desan）在一篇比较汤普森和美国新文化史研究先驱娜塔莉·戴维斯的论文中，对他们两人著作中有关群众、社群、仪式等文化核心概念展开了分析，写道：“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所谓“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变迁之驱动力的决定性作用”(16)。
在德山文中与汤普森并驾齐驱的美国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也被公认为是推动文化转向的关键人物之一，并且至今依然活跃在新文化史的前沿，本文稍后辟有专门的章节对她进行介绍，此处仅就其在早期的成就稍作评论。德山着重谈到了戴维斯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暴力的仪式：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暴动》(17)，点评道：“戴维斯的作品超越神学议题而迈向宗教改革的社会史以及民间宗教的考察，因而拓宽了宗教改革研究的焦点。尽管她的著作跟年鉴学派的情况是一致的，也跟年鉴学派朝草根历史和心态史的转向一致，不过，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运用象征人类学，也藉由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来补足这一法国式的研究取向。”(18)在戴维斯的研究取向中，已经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来自人类学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在访谈中评价戴维斯道：“这是一个善于运用人类学和人种志洞识的历史学家——而且，当‘证据’不足时也不惧去推测的历史学家。”(19)难能可贵的是，她在70年代初社会史依然风头正健的时刻便能有如此的洞见和创举，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做出了开拓性的功绩，因此，至少在美国，戴维斯受到了后辈新文化史家极高的推崇，被奉为他们的导师。林·亨特在1989年主编《新文化史》一书时，就把该书题献给了戴维斯，称她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泉源”(20)。
正如德山在戴维斯身上所注意到的，美国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很强的法国背景，来自年鉴学派的影响随处可见，自戴维斯到亨特以降的诸多新文化史家大多活跃在法国史研究领域，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年鉴派史学也发生了向文化的转向。1968年“五月风暴”后，年鉴学派内部就发生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权力交接，雅克·勒高夫（Jacque Le Goff）、勒华拉杜里（Emmannuel Le Roy Ladurie）和马克·费罗（Marc Ferro）等成为年鉴学派和年鉴杂志新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布罗代尔时代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了修正，重点提出了对心态史的研究，“心态”（mentalités）取代了“长时段”成为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学的中心词汇，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也被超越，而形成了区别于其前人的所谓“年鉴—新史学派”。勒高夫在70年代对当时年鉴史学的状况评述道：“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念，因为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同样……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和表象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计量史学则是一个新生事物。”(21)尽管在法国史学中始终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文化史的说法，但在7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史的逐渐淡出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代之而起的心态史和表象史，所探寻的亦正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历史，并且对人类学的借鉴和倚重也同美国史学的情况相一致。伊格尔斯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家赞誉有加，他写道：“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有两个人的著作准备好了把文化定位为牢固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语境上的一种历史学，那就是乔治·杜比（George Duby）论婚姻、民族神话的延续和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大作和雅各·勒·高夫论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工作的概念与类型的著作。”(22)
不过，也许是由于布罗代尔及其长时段理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年鉴派史学的文化转向还是相对缓慢的。心态的概念很长时间里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决定一切的结构性因素，例如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虽然看到了心态史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但还是将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是一个“长时段的优势领域”(23)；心态的意义尽管模糊，但相对文化而言仍然过于狭窄，并不能涵盖人类精神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心态的概念往往会先验地就假定某个群体具有某种共同的内在经验；此外，心态史通常须依赖于历史人口学的统计数据，因此仍然带有强烈的计量史学（或系列史）特征。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又有了80年代后期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所展开的进一步的自我反思，如罗杰·夏蒂埃就明确指出了文化与心态在概念上的区别，声称“社会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24)。(www.xing528.com)
在当时新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中，最能够体现历史学主流摆脱社会史而发生转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勒华拉杜里的转变。他的早年著作沿袭了强烈的布罗代尔风格，其196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也是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一。该书大量利用土地账册、教会记录、税收登记等档案资料，考察当地的人口、物价，并关注诸如生态、地理、气候，以及收获、瘟疫、营养、衣着、劳动工具、商品与财富分配等情况，讨论的都是“结构”、“态势”等问题，书中充斥了大量的图表、数据，而政治、文化甚至人的活动在其中都已荡然无存。据伏维尔回忆，在1970年，当越来越多的法国社会史家开始注意到“心态”、“传统上称之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这一第三层次”，并且出现了“‘从地窖到顶楼’，即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运动”时，勒华拉杜里仍然表示自己要固守在“地窖”之中。但他1975年的作品《蒙塔尤》（Montaillou）却一改以往的风格，将研究视线聚焦到一个中世纪末期的偏远山村，去探索农民的心态和文化。因此，伏维尔评价道：“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25)勒华拉杜里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法国史学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而其中所指的文化，如他本人所言，“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26)。
像勒华拉杜里这样的社会史家为什么最终还是会放弃固守“地窖”而投向文化史？有的学者对此解释认为：“许多社会史家转向文化的因素，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无法解释变化：例如，出生率的改变，虽然能够被计量，但其原因却更加难以捉摸。对诸如性别等文化因素非常突出的新课题的兴趣，也在文化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社会史遇到了它们自身无法解答的难题，而诉诸文化却能够得到相对满意的解答。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尝试用历史的显微镜去观察一滴水，“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或者说是观察（通过聚合其他同类原子）构成该村庄大分子的原子”(28)。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新文化史家们推崇的人类学对异域文化的调查方法非常相似，使历史学家近距离地观察和认识过去，尤其对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它后来被通称为微观史学（microhistory）。而将微观史学发展臻于完善的是当代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这也是新文化史的一道独特风景，对此本书稍后亦会有专章论述，在此仅就意大利史学的文化转向略作说明。
战后意大利史学主要受到两股思潮的影响，一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二代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宏观的（或总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这两者共同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主义中强烈的文化倾向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年轻的意大利微观史家大多有左翼激进思想的背景，力图摆脱社会史的束缚，建立起一种独立的本土的历史学派，意大利自中世纪到近代以来数量丰富、保存完整的档案资料给了他们启示。
1976年，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发表的《乳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为代表，发其先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微观史著作，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在《乳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证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29)。在他的主人公磨坊主梅诺乔身上，金兹伯格发现了16世纪普遍存在于欧洲农村和底层社会的大众文化，而这恰是一般的经济社会史所无法体现的，也是被传统的精英文化史所忽略的。
当然也不能忘记另一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德国的情况。由于德国政治史的传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德国社会史的形成较晚，不过“历史学家在德国（或者至少是在德国西部）也很像在别的国家一样，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越来越转向了社会科学的模式，而到了80年代却对它变得警惕起来”(30)。德国社会史并没有太多借鉴美国和法国的经验，而将其思想源头追溯到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人，强调政治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且非常热衷于计量的方法。但如伊格尔斯所言，到了80年代它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国以及一般地在西方国家而且稍后也在东欧，社会史学大量地把它们的重点从经济因素转移到了文化上面来”(31)。在80年代，分别主张社会科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两派史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者即主张用一种微观史学的方法，将个人的经验作为在一个大的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加以认识和理解。
从上述英、美、法、意、德五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它们为代表，整个西方史学共同经历了一次历史学主要趋势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和“斗争”的结果(32)。导致这一潮流转向的理论源泉暂且不论，至少在表征和结果上，新文化史业已取社会史而代之了。伯克非常明确地概括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像大多数新趋势一样，新文化史学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在六七十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卡尔·马克思式风格和计量史学风格，计量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美国是‘克利奥学派’，在法国是‘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职业历史学家对他们研究历史的方式和范围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很满意。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呼吁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33)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同样是伯克，在1987年的一部著作中明确列举了新文化史（由于新文化史一词当时尚未出现，他仍称之为“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在五个方面的不同之处：（1）不同于社会史更注重定量的证据和分析，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定性的，且集中在特定的案例上；（2）社会史描述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历史人类学则常常有意识地进行微观分析，聚焦在小的社会群体中，从而了解更深层、更丰富和更生动的生活；（3）社会史给出的是一种长期性态势的因果解释，关注那些当时代人并未理解和意识到的趋势，而历史人类学则恰恰相反，集中表现在克利福德·吉尔茨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上，即根据一个特定社会自身的规则和类别给出其社会关系的解释；（4）日常生活中的象征主义往往被文化史家（关注于“艺术作品”）和社会史家（关注于社会“现实”）所忽略，历史人类学则将之作为白己的中心议题，并试图说明日常琐碎的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某种世界观具有如何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会关注诸如日常的服饰、饮食、言谈、举止，甚至手势和走路的方式等的意义；（5）社会史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来自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经阿诺德·范·格内普（Arnold van Gennep）和马赛尔·莫思（Marcel Mauss），直到当代的吉尔茨、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及他们的理论(34)。从两者迥然有别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等方面，不难看出从社会转向文化的清晰轨迹。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史学进程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二十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六○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或‘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到了八○年代，‘新文化史’取代‘新史学’中的社会、经济、人口史成为学界的宠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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