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西方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迁，“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第五次转折发端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史学的发展进程”(1)。
不过，由于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因此并没能使我们对作为整体的20世纪西方史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在上述所谓的“第五次转折”发生差不多二十年后，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重大动向，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50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导致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又一次史学风向的转折。
总的来说，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2)。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时至今日再回首，可以看到，这一新的变化与前两次转折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幅全景。
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便被定名为《新文化史》，这也同时为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史学中出现的这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正式定下了名称，从此原本各家纷纭自说的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了新文化史的大旗下。
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个体的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不仅做了大量译介传播的工作，类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国史的研究实践中不乏探索之作。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的位置；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中，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现了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作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从历史学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它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从外部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整个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其开放性使得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议者们登高而召唤“历史学的同盟军”，成为世纪之交新旧史学兴替的重要动因，也使得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结盟而实现了第五次转折，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则投向了另些不同的学科，它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
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在1989年《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中，直言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反动(3)，她将矛头直指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社会史主张—“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4)2001年，在英国史学界为纪念卡尔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发表40周年出版的文集《现在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Now?）中，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坦言当年卡尔所歌颂的历史写作形式业已被取而代之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对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目的论的崩溃，帮助个体的人恢复了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历史学家重新开始书写人，尤其是关于那些卑微的、普通的人们、历史上的无名者、历史转变进程中的失败者和旁观者”(5)。总的来说，新文化史牢牢地占据了20世纪后四分之一时代里西方史学的主流位置，而这也使得在此有必要对这一史学潮流给予充分的认识和研究。
要讨论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以及“文化史”。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而多义的词语，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对过去种种有关文化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收集了从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开始的多达164条有关文化的定义(6)，以及更多的关于文化的解释，如果加上此后半个世纪里新增加的和其他语言中的相关定义，这个数字显然将会更加庞大。虽然大多数新文化史家倾向于借用来自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但从泰勒、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到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即便在人类学内部对文化的理解也莫衷一是。而文化史正是要对这个无法给出一致性界定的词所包含的内容展开研究，这似乎使这一学科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假如根本连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都无法确定，研究本身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但事实上这或许并不是坏处，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所谓“一切皆文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或许是对历史学中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一个很好的纠正。因此，在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出现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文化史，各自关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当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确为把握新文化史的整体面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转而从它们的研究方法中寻找共性。尽管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虽然在有意或无意中，符号从艺术到日常生活无处不在，但以符号学观点认识过去的方法却是有别于其他的一种独特方法”(7)。这种独特性是大多数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普遍的特点，也使它有别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本书在对新文化史的考察中，也主要是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来对新文化史加以总结，强调新文化史相对于其他历史门类，尤其是被它取代的社会经济史的不同之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不同，本书的第二部分更多地结合了一些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研究实践来说明新文化史的特点，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异，但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却是共同的。
新文化史是发生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一次重要的变革，本书的研究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它作一个回顾和总结，讨论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概括新文化史的特点和经验、分析新文化史的得与失、评述在一些具体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和新文化史家身上的成就及问题，同时把新文化史放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将其兴起作为西方史学的第六次重要转折。在此，笔者希望能够从一个非西方的研究者不同的视角，从外部、以观察者的角度对20世纪后三十年的西方史学尤其是新文化史提供一点认识，或可作为一家之言，也为正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本书的选题缘起于1999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来华讲学期间在复旦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在那次演讲中伯克以新文化史为题，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中发生的新的动向和趋势。在报告中，伯克用70年代后出版的一系列重要的、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为基本线索，概述了新文化史兴起的学术背景、理论特点和方法取向。在当时，新文化史对国内史学界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而作为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今国外史学前沿，对其研究的空白不能不令人深以为憾，正是出于这样的感触以及笔者本身对文化史的兴趣，才决定以新文化史为对象作一些研究，也最终毕十年之功有了这一本书。
根据伯克的报告以及在对新文化史这一选题最初的思考中，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新文化史相对于之前西方史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也就是社会史和传统文化史的变化与发展，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文化转向”在历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次，新文化史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作为一场史学变革和运动，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普遍而深刻的，几乎同时发生和出现在整个欧美史学中，有着共同反对的对象和一致追寻的目标，但它又不是完全统一的，在各个国家乃至各个史家中间也都有细微的差别，加之文化在概念上的多义和模糊，进一步造成了新文化史在研究中的多样性特点；第三个特点也是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新文化史的多样性体现在了不同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中，因此对新文化史的认识和把握就必须通过各个新文化史家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新文化史著作才能够获得。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写作的准备工作首先从搜集和阅读大量的新文化史论著入手，并以此为研究线索，在写作中也是通过一个个史家、一部部论著而展开的，强调实际的研究个案，试图通过尽量丰富的资料把新文化史放在七八十年代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考察，进而从20世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流变中来理解。(www.xing528.com)
在结构上，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在总体上研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具体的理论、方法。第一章首先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研究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一转向确立了新文化史独一无二的史学地位。它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和层面上：第一，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主流，完成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它又突破和超越了过去传统的文化史范式，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它渗透和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分支领域，使得在这些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文化的转向，重视文化因素的考量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特征。第二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转向，以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的专题讨论为例证，具体来说明这一文化转向的发生，再现了潮流变换的历史时刻。第三章则在理论上介绍新文化史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三个主要来源，正是这几方面来源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文化史的理论特点。第四章从新文化史的一个较为独特的领域——微观史学入手，讨论与传统宏大叙事、不重个人经验的历史写作相对的微观史学研究的情况和特点，从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中来更好地认识新文化史。第五章侧重分析新文化史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多样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多样性就必须从具体的研究实践、具体的新文化史论著着手，出于研究的便利和可行性的考虑，我选择对几年来国内引进出版的大量不同类型的新文化史著作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归类总结，既说明了新文化史研究多样性、通俗性的特点，也通过翻译出版的情况介绍了国内新文化史引进和研究的一些问题和现状。
本书的下编，则将研究视线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所选择的五位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不仅都著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而且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作出过重要的论述。伯克和亨特是新文化史的两位主要领军人物，他们对新文化史的总结确立了这一学科基本的规范，他们也是新文化史最积极的鼓吹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戴维斯则属于略早一代，是在70年代直接推动历史学发生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今欧美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侧重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侧重对符号象征体系的解读和解释，并且热衷于思想、知识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史考察；夏蒂埃则是第四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代表，在他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年鉴史学过去传统和当今发展的交织。在选择中，对国别、性别等也均有所考虑，力求体现出更广泛的代表性。通过聚焦这五位新文化史的代表史家，结合他们的史著、史论，展开评论和研究，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例子或可使我们对新文化史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而深入。
新文化史的研究相对而言是重实践而轻理论的，其特点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许多具体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来体现的，阿瑟·马尔韦克（Arthur Marwick）在谈到上述几位新文化史家时就指出，“诸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林·亨特、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等历史学家的功绩，体现在他们以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对历史知识所做出的（可观的）贡献，而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学及其性质和思想借鉴的理论化”(8)。尽管如后现代主义、文化人类学等都对新文化史的兴起产生过关键的作用，但新文化史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历史学的、具体而实际的研究。因此，本书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从史学史发展的进程及新文化史自身的特点出发而展开的，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相关问题亦未作过多的阐发。
【注释】
(1)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422页。
(2)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ed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62.
(3)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The New Cultural History，Lynn Hunt，ed.，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22.
(4)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0页。
(5)Richard J. Evans“，Prologue： What is History?—Now，”What is History Now? David Cannadine，e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8-9.
(6)A.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Cambridge，Mass.：The Museum，1952，149.
(7)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3.
(8)Arthur Marwick，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Knowledge，Evidence，Language，London：Palgrave，20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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