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在他的研究中不仅考察了社会生活,也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他指出,当用公民传统和以往的社会经济发展来预测经济发展水平时,发现公共精神实际上远较经济发展本身更为准确。也就是说,经济虽然无法预测公共精神,但是公共精神却能预测出经济,实际上比经济本身更为准确。特别是在20世纪,一个地区要想取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要靠其禀赋。因此,公民传统可以既对制度绩效产生极大的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42]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他的结论是“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43]
很多学者从技术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及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考察社会资本与经济进步的关系。弗恩泰等人通过研究指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因此,联邦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培养企业间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信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4]。伍考克(Woolcock M.)回顾了生产手段的发展历程,利用资本理论进一步发现,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因而,建立、培养、维持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5]。弗朗西斯·福山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以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46]他特别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而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人所产生的一种力量。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那么它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反之,社会资本就越匮乏。正如信任一样,社会资本可以存在于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也体现在企业、国家等大的群体中。家庭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族内部团结协作的家族主义,这种家族主义有利于家族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建立家庭企业,但同时,家族主义也容易造成非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排斥,降低社会信任程度。在福山的研究中,他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难以生长出大规模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多数家族企业会由于难以克服血缘关系对形成社会普遍信任的约束而解体或衰落。韩国也是如此。他们缺乏家庭以外的信任这种文化习性。存在于大企业和社会群体中的社会资本,能够使成员之间具有合作精神,产生团体主义,这有利于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从而有利于建立现代化管理的大型企业,形成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结构,降低组织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47]
在对经济的考察中,福山还将文化看作一种中间媒介和一种工具,借文化分析社会资本并考察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分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原因[48]。福山认为,特定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人们之间的特定的信任关系,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自发力,进而决定了各类社会经济组织的格局和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反之,社会经济组织运行中产生的经济理论又会反作用于社会资本,巩固原有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发展[49]。(www.xing528.com)
我国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分析,探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原因和农民工问题。李培林的研究指出,社会结构中的某些要素,如家庭和社会结构特殊的资源配置作用,相对于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正式制度结构而言,它们构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社会结构,因此,社会结构转型是一种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与市场和政府并列,是进行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50]边燕杰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边燕杰还通过对企业的研究,重点考察了中国企业通过横向、纵向联系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情况,并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51]在我国首先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张其仔博士,其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展开,他的研究试图回答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影响。他对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研究。一方面他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52]尽管他的研究中忽略了信任、规范等因素在社会资本中的地位,但他对社会网络与经济发展的分析在我国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卜长莉在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提出,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运行的。网络作为关系性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条件。而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会提高参与合作的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质量,影响合作的结构。信任是企业的一种规范性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它力图节制和约束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力图体现出自由、平等和公正,从而形成和谐一致的秩序。信任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反映出企业的信誉、实力和形象。高度信任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立足的保证。[53]
也有学者从经济宏观发展的角度探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刘丽莉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改造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充分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二是利用制度创新提升社会资本。只有结合传统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特点,积极创造和培育新的制度优势和资本优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54]。刘璐琳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资本各维度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生产函数的独立投入要素,而是其中的重要转换要素,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物质资本投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及正式制度等方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55]。杨鹏鹏和郑萍还分析了社会资本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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