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临时笔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对社会资本的解释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集体性拥有的，它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6]对于每一个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其所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一种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都被制度化了，因此社会资本是这些关系自然积累而形成的。继布尔迪厄之后，很多学者都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如科尔曼、普特南、福山、林南等学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7]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最迅速的历史转型时期，提升全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互信理念，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进而能促进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其次，现代社会中合作与共享是一种利人利己的行为，社会资本有利于加深社会成员的互助合作程度，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第三，社会秩序是指人们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引导或者限制，实现对资源的有序获取，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这种社会秩序的规范。第四，对于社会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资本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显著增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民基础。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对于保障社会健康、良性、有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已有的研究显示，社会资本在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现出不同的特征。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呈现以家族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计划经济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作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普遍信任的同志式的和具有特殊信任的朋友式的社会资本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呈现多种方式并存，社会成员单位身份逐渐弱化，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社会资本呈现互惠和合作的特征。[8]尽管如此，我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社会资本分布不均的现象，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地域之间的不均衡以及社会层级之间的不均衡[9]。例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社会资本存量就要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农村地区。日益突出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差异暴露出社会资本在社会阶层中的不平衡状况。另外，在实践中，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和经济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促进社会资本生成的条件尚不成熟。宏观上看，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微观上看，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正在动摇长期以来单位制组织体系，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正在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10]。这种转变正逐渐弱化社会成员对单位的依赖，城市社区将成为社会成员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活动以及满足各种需求的主要场所。在这种情境下，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降低，人际关系淡漠，社会组织和单位的内部信任程度降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降低。社会资本的缺失，将导致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主人意识淡漠，社会公德和规则观念淡薄，缺乏诚信和友爱。(www.xing528.com)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引发人们关注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社会资本缺失找到原因。“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网络诈骗事件”“郭美美事件”以及其他“冒名顶替”事件频频出现。公民对来自主流媒体信息的疑惑、对一些慈善活动的质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信任程度降低、社会规范缺失、公民参与网络的不完善，由此也阻碍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增加我国公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含量，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践性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