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与信息贫困关系及其理论研究

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社会排斥的过程。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探索社会和谐与包容使命的实现方式时，首先可以从社会排斥理论及其在图书馆情报学中的应用汲取解释力、洞察力和预见力。

社会排斥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1974年，法国社会行动国务秘书（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cial Action）勒努瓦（Lenoir）首次使用“社会排斥”概念来描述法国社会存在的边缘人群——精神病患者、身体残疾者、有自杀倾向者、老年病人、受虐待的儿童、吸食毒品者、单身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者和社会不适应者——被社会保障体系排斥在外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一个团结的、融合的法国社会的威胁^[25]。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概念也开始影响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及学术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当英国政府将消除社会排斥确立为核心执政目标时，它对社会排斥做出了以下界定：当社会成员或区域遭受失业、技能匮乏、收入低下、住房简陋、犯罪频发、病弱和家庭破裂等多重问题的综合困扰时所经历的状态^[26]。

图书馆情报学及相关学科的很多研究都发现，社会排斥与信息贫困密切相关：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人比一般人更可能处于信息劣势。首先，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更少利用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很多研究都发现，虽然公共图书馆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实际利用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用户分布与总人口的分布状况并不吻合。在美国，白人和亚洲裔比非洲裔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利用公共图书馆^[27]。在英国，中产阶级比下层的工人阶级更有可能利用公共图书馆^[28]。由此判断，因教育水平、收入、种族等因素而遭遇社会排斥的人群，利用图书馆的可能性小于一般人群。贾珀森（Japzon）和龚（Gong）^[29]在美国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种族及阶层显著隔离（缺少交往、分街而居）的社区，图书馆利用率明显低于其他社区。其次，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更有可能成为信息技术的落伍者。莫斯伯杰（Mossberger）及其同事^[30][31]在考察种族与信息鸿沟的关联时发现，黑人在信息技术的采用上落后于其他种族的事实，并不是由于种族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种族隔离以及黑人聚居区内的贫困造成的，因为黑人聚居区无力提供良好的图书馆、学校等服务，从而导致他们无法经常使用网络，因而不能获得足够的数字技能。最后，遭受社会排斥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人际关系（特别是家人、亲戚等强连带型人际关系）获取信息^[32][33]；他们也更有可能表现出小世界的信息行为特征：怀疑甚至拒斥来自主流社会的信息^[34]。(www.xing528.com)

对于探索社会和谐与包容使命的有效实现方式的图书馆而言，有关社会排斥与信息贫困关系的理论显示，信息贫困的发生往往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排斥相关；不仅如此，经历社会排斥的人群往往会产生某些加剧信息贫困的信息行为方式，例如排斥外来信息、疏离主流信息服务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公共图书馆）等。因此，图书馆若要寻求社会和谐与包容使命的实现方式，仅仅满足于保证图书馆的免费开放以及信息技术的免费提供，还远远不够。正因为如此，英国“向所有人开放？”课题组指出：尽管我们相信，公共图书馆具有在反社会排斥的努力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巨大潜力，但我们的结论是：图书馆若要真正改变社会排斥的现实，不仅需要现代化技术基础，而且需要转变其根本目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我们相信，保证人人可以获取被动的图书馆服务不会对社会排斥产生实质性影响。要产生这样的影响，公共图书馆需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公共机构：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消除社会排斥”，始终把平等、教育及社会公正作为核心理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