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公共图书馆从诞生之初，所规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为所有人服务，不排斥任何人——都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的服务效果。英国和美国等公共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始终将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消除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这些不仅体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都有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1年，由英国图书馆协会发起，著名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McColvin）承担的全国性的调研活动，旨在规划战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调研活动历时70天。在这段时间，麦克考文走遍了英国全国，对各地图书馆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后英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构想，即著名的《麦克考文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战后公共图书馆发展建议涵盖了图书馆使命及服务、组织管理、人员配置等众多方面。在公共图书馆使命方面，《麦克考文报告》首先强调，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而服务就意味着不加质疑、不带偏见、不予限制地给予。图书馆是这样一种工具：促进读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动，因此，它必须是宽容和无所不包的。报告中麦克考文还论述了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使命，如服务于儿童、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服务等。[1]1966年美国提出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最低标准》中重申了图书馆为多元文化服务的使命并强调图书馆应对多元文化提供的平等服务，对多元文化的支持开始渗透于图书馆服务的各个层面。[2]英国1991年出版的《设置公共图书馆的目的》[3]和1993年出版的《科来迪亚报告》[4]都强调了公共图书馆承担的任何其他设施都无法比拟的宽泛的责任及其促进社会文化、民主、经济活动的使命。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对1987年《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进行了两次修订[5]。新的指南所提出的“共享空间”的服务响应，更被认为是倡导社会包容、促进社会和谐的服务措施。
在图书馆实践中，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和英国一部分激进的图书馆员先后以承担“社会责任”和关注社会问题为由，发起了以弱势群体服务为核心的社区图书馆服务运动，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之前公共图书馆的面貌，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发展出现了激进的、干预式的服务模式。与之相呼应的是理论领域有关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问题和弱势群体服务问题的大讨论。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上，也有一些图书馆职业者始终如一地履行和倡导促进社会平等、包容的服务。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教授在1921年所撰写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就提出，近代图书馆应具有“社会化”“平民化”的特征，即图书馆不仅要提供书籍供公众阅览，而且要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近代图书馆应为多数人而设，而不是少数人。凡是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论其年龄与性别如何，都能够在图书馆获得适当的读物。[6]李小缘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研习图书馆专业，回国后也曾大力倡导公共图书馆的“自由开放，平等服务”理念，认为“图书馆为文明国之征象”，图书馆应为平民式的，呼吁人人有资格成为图书馆的读者，“不要将图书馆看成是学者的专用物，它是平民知识的唯一简便而又稳妥的源泉”，“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匠、学生、住家的、有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起欢迎”。[7]他呼吁“男女阅书不分界线，贫富贵贱阅书不分阶级”。[8](www.xing528.com)
如上所述，平等、包容是公共图书馆的一贯立场，但把促进社会和谐视作自己的社会责任之一，则始于20世纪末的英国公共图书馆界（更确切地说，始于英国新工党政府）。20世纪末，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开始在英国实施新的执政理念。很多学者[9][10]把这种执政哲学称为“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或“新社区主义”（Neo-communitarianism）。这种施政哲学强调社区生活、社区价值观和社区关系（相对于个人生活、个人价值观和个性而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培育包容、互信、互助、相互理解的社区关系（Communal relations）。受“社区主义”思想的影响，1997年执政以后，新工党就把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确定为核心执政目标，而且从一开始就把公共图书馆视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把图书馆职业视为实现其执政目标的重要伙伴。1999年，工党政府的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出台了《所有人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的社会包容》，要求公共图书馆在服务设计中优先考虑社会包容责任 （Social inclusion should be mainstreamed as a policy priority within al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11]；2003年文化传媒与体育部的《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图书馆、学习和信息》把社会包容确定为未来十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使命之一[12]。这一切都促使英国公共图书馆从使命（而不仅仅是客观效果）的角度，重新考虑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和谐中的作用。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学者和图书馆员也在呼吁公共图书馆应在更大程度上关注自己作为公民空间（Civic spaces）的作用[13][14]。1999年，当时的文化大臣史密斯曾这样评价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和谐作用：“本届政府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社会排斥。文化领域的很多机构都可以为这个目标做出贡献，但很少有机构可以和公共图书馆的位置相比”[15]。继英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关注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包容中的作用。2004年，在欧盟重点考察的公共图书馆贡献中，社会包容就是其中一项。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1998年、2001年和2008年出版的公共图书馆规划指南都包含了与此相关的内容[16] [17][18]。
很多经验证据也显示了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和谐中的价值。英国的《社会趋势》统计资料显示，访问公共图书馆始终是英国公众最喜欢的活动之一[19]；公共财务与会计工作注册研究所的统计显示，英国公共图书馆访问量在过去三年还在持续增长，仅2004—2005年度就增长了三百万人次[20]。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经常光顾使它们成为无可置疑的社区中心。2005年英国政府的社会排斥处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社会和谐，例如，支持弱势人群的学习活动以提高他们参与经济及社会活动的能力，向社会边缘人群推介来自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服务以帮助他们享用社会福利及慈善事业，向偏远地区的人口输送知识和信息以满足他们的各类信息需求。1998年，美国学者Mc[21]lure和Bertot[22]在对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图书馆进行调研时发现，公共图书馆在一个社区的存在能够极大地改善那个社区的生活质量。还有很多调研显示，在数字化时代，公共图书馆正在通过其互联网服务克服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排斥。例如，由盖茨基金会进行的调研显示，在使用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的用户中，30%的人表示，图书馆是他们能获得互联网服务的唯一场所；在贫困用户中，这一比例上升为37%[23]。在另一份调研报告中，盖茨基金会发现，“通过惠及所有社区成员，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24]这一切都显示，社会和谐作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无论在政治舞台上还是普通公众中，都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政府和公共图书馆界就后者的社会和谐与包容使命达成默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政府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西方社会中离婚、失业、青少年犯罪、贩毒吸毒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排斥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左”派政党用来动员民众的政治目标——社会平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人民生活得到福利国家的基本保障、社会结构转型等新形势下，失去了往日的动员力量；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和谐与包容逐渐成为“左”派政党的新政治目标和全民动员旗帜。在“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它也随之成为新的执政目标。一切能够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力量也因此被赋予某种战略地位。对图书馆职业而言，将社会和谐与包容纳入主流责任的要求，恰逢公共图书馆职业面临新技术的挑战而不得不反思自身使命之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和阅读方式，以至于不少人开始质疑公共图书馆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面对质疑，图书馆职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图书馆职业重新发现了社会和谐与包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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