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客户是我参加一个行业内的金融论坛认识的，李先生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总裁，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在海外工作过几年后归国。李先生具有扎实的金融学专业能力，熟悉国内外的金融形势，沟通能力强，有很强的领导力，具有战略思维，在员工当中威信也很高，下面呈现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一次关键性沟通过程：
我：李总，下午，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李：彼此彼此，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我：没关系，刚才我来到咱们公司还交了几个朋友，说来还得感谢您，如果来了就见到您，岂不是丢失次认识朋友的好机会啊。
李：看来有点“因祸得福”了？
我：哈哈，是因忙得福啊，处在您这个岗位的人，不免会有很多计划之外的安排。您的办公室装修得很考究，不过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您右面这么大的书柜几乎全放满了书籍。您是美国知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现在还在不停地给自己充电吗？
李：不是我想充电，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知识更替速度太快了，不学习就落伍了。
我：嗯，这倒是，金融行业就像IT行业一样，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理念、方法以及模型横空出世，处在这个行业的人，尤其像您这样的高管，不说掌握全部知识细节，至少需要把握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
李：是的，有很多书籍，买来也只是翻一翻目录或者内容梗概，如果因为工作需要，重点看一些章节就可以了，比如说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花样繁多，每天都在推陈出新，如果不去琢磨，几天就感觉自己与世界脱轨了一样。
我：是啊，危机感让我们必须跟时代同步，况且在国内，我们有时很难全面掌握美国以及欧洲的金融动态。虽然可以借助这些国家的报纸、网络，或者已有的人际资源，但毕竟渠道有限。
李：您说的没错，很多金融氛围您只有亲自到他们的国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有时甚至只有和当地的业内人士交谈，才能知道很多表象背后的实质问题。
我：没错，毕竟金融行业暗箱操作的机会很多，加之很多东西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则在运行，很多政策出台或者做法往往都有政治角力的因素存在。
李：没错。
我：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普通市场元素，更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务分配。
李：是。
李：作为金融公司的负责人，感受是最深刻的。
我：不过金融行业的公司成长不能以一时的高低来断言。真正优秀的企业家会善于把控风险，将风险杜绝与自身和企业发展之外。可以说法律风险往往是其他风险的源头，作为企业负责人必须很好地识别法律风险，化解法律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李：没错，金融行业高管触犯法律底线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的一切业务都在跟钱在打交道啊，哈哈……
我：哈哈……不过金融公司高管面临的法律风险都是因为公司层面的运作，而作为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就要承担因为企业法律风险而传递给自己的法律风险。
李：当然也有企业高管自身不自律带来的法律问题。其实对于法律风险，有学者认为，法律风险主要是指违反或不遵守法律、法规、规则、行业做法和伦理标准等带来的风险。
我：没错，具体来说法律风险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方面的风险，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明确所带来的风险；二是监管方面的风险，即违反监管机构的规定或有关的监管规定适用不确定带来的风险。
李：产生法律风险的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在境外上市经营业务建立子公司以及实行并购等金融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由于国外的相关金融立法以及司法管辖等与中国企业不一致而导致的法律诉讼和相关风险。
我：没错，从过去中国某保险公司在纽约遭遇集体诉讼到中国银行的欺诈事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向国际市场进军的过程中也会受挫。
李：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中国金融企业内部的控制系统自身就存在着管理松散、制约机制分工不明、内部人员意识淡薄等方面的缺陷。
我：虽然在国内上市的外部审计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并没有使问题明显化，然而未明显化并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反而是违规情况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旦触及，后果不堪设想。巴林银行的倒闭就给内部控制体系松散的金融企业敲响了警钟。
李：另一方面，国外上市的企业必须遵守国外严格的证券交易规则和法律法规并且接受当地的监管。也就是说当这些在国内受保护的并且法律风险意识不强的金融机构与打开国际资本市场时，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我：没错，以美国萨班斯法案为代表的严格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给中国金融机构涉外商事设立了很大的风险障碍，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稍不注意就会违反其法规并遭受严厉的处罚。
李：这些法规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确保信息披露为目的，为了建立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很多当地的企业承受了巨额的资金压力，而无此意识的中国企业则更要慎之又慎了。
我：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趋势的加剧，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相继效仿美国进行相关立法，此趋势也应当受到中国金融企业的重视。
李：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中国金融机构能在境外上市募集资本的屈指可数。我：比如美国反欺诈法中规定了境外投资者的违法行为的域外管辖规定，违法行为包括电报欺诈、邮件欺诈和洗钱，其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赔偿是民事诉讼中的三倍，法院已经对美国域外的行为使用过该法了。
李：以美国法院为代表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扩大其法律的域外效力，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业务的跨国性越来越明显，一个金融机构同时要遵守不同国家的法律，接受多个国家的管辖。(www.xing528.com)
我：这对于我国一些保护性的内部管理控制机制上不健全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很大的风险。
李：而企业内生性的法律风险也比比皆是，由于金融机构规章制度、体系结构、内部人员的操作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由于执行不力而又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我：这些风险本身存在于金融服务机构内部，但是由于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而使得这些风险的表现更加明显并且风险率更高。
李：尤其是以混业经营方式为主的跨国金融集团公司已经纷纷从各种渠道分别进入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行业。
我：如何在分业监管下更加严格地监管，由于不断出现的交叉业务和企业本身引出的混业现象，成为金融企业高管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风险监控难度在提高。
李：加之金融行业需要不断创新，创新也有可能面临着法律风险。
我：没错，由于金融创新的不确定性，金融制度、机构、市场、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每一次创新，金融机构在获得丰厚回报和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而金融公司出现的法律风险，最终都是要由公司高管来承担的。
李：这实际上是企业法律风险导致的个人职业风险。
我：您说的没错，而且金融公司高管自身也面临着很多的法律风险，比如在刑事责任方面，如果按照罪名计算，我国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至少遭受120个犯罪的法律风险。
李：没错，企业从设立到终止整个运作过程中，其高管都可能因为实施了不法行为而构成犯罪，从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我：这些行为涵盖了出资、融资、商业贿赂、公司上市、侵犯公司财产、失职、破产清算、侵犯知识产权。
李：还有就是违反税收征管以及诉讼等各种类型，几乎是环环有凶险、处处有风波。
我：没错，由于金融企业高管犯罪所产生的影响重大，轻则高管本人身陷囹圄，重则企业将为此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其实金融企业在民事责任方面的法律风险也很突出。
李：没错，这些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高管对公司设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高管对企业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高管怠于行使权力的法律风险、高管越权的法律风险。
我：还有就是金融高管权力行使不当的法律风险、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风险、高管违反忠诚义务的法律风险、高管知情权行使和保障中的法律风险、高管决策失误的法律风险等。
李：企业高管违法执行职务后，轻则被罢免，重则有可能被法院判决向公司或股东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公司高管职位的光环和丰厚的工薪报酬就显得轻于鸿毛了。
我：可以说，金融公司的法律风险往往都有企业高管的连带责任，而金融公司高管的个人法律风险更需要自己来承担了，轻则罚款，重则行业禁入，再重者就是面临刑事责任了。
李：说实话，原来我个人也没有对自己在这个行业面临的法律责任有如此深入的认识，今天与您一探讨，还真是如梦初醒啊，如果出现了这些法律风险，我都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我：因为您也知道，有些法律风险甚至是自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介入的，有些法律风险是因为业绩需要，而不得不在法律边缘游离。
李：您说的没错。
我：李总，您作为咱们公司的总裁，也是董事会成员，如果有一天您无心触碰了国内外的法律底线，您觉得会怎样呢？
李：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轻则罚款，重则行业禁入，再重者就是面临刑事责任。
我：如果真是发生了这些事情，那就意味着您的职业生涯遭到重大打击，将来能否再次续接以前的职业生涯，都是个大大的问号啊！您说呢？如果是这样，那您的爱人、孩子以及父母，将来指望谁来庇护他们呢？
李：这真是不敢想啊，他们没有持续的经济保障，这样的日子太可怕了。
我：李总，其实您不用担心，您只要现在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足够的人寿保险，就能完全解除您的这些担心和害怕，因为保险公司越是在客户最困难的时候，对客户的忠诚度最高。
李：嗯，如果是这样，我必须把自己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这样我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是的，这其实是您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您应该把您从现在到孩子完成所有教育的费用、呵护爱人后半生的所有费用以及赡养父母的费用都要考虑进去。
李：那具体怎么计算得出来呢？
我：李总，这您就放心吧，因为我是专业的理财规划师，只要您给我提供一些您目前的信息以及家庭成员的财务目标，我就能给您和家人制定一份完整的财务规划方案。
李：那太好了。
【经过细节沟通，结合李总的生命价值、孩子教育的期望目标、遗属的费用展望以及通胀等因素，他同意用10年完成寿险投资，每年缴纳保费5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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