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片名：白鹿原
英文片名：White Deer Plain
制片地区：中国
类型：剧情/历史
时长：156分钟、柏林影展168分钟、导演剪辑版220分钟
影片规格：35毫米胶片变形宽银幕
制作公司：
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旅游集团公司
陕西白鹿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光影先锋（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影视制片公司
发行公司：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人员：
原著：陈忠实
编剧：王全安
导演：王全安
总制片人：张小可
制片人：王占良、张小可、王全安、王乐
总策划：王军
总顾问：景俊海、白阿莹、郑小明
总监制：刘斌、周冰、张宏、扬六齐
执行制片人：王乐
摄影指导：卢茨·赖特迈尔（Lutz Reitemeier，德国）
录音指导：王长锐
美术指导：霍廷霄
剪辑：王全安
预告片制作：魏楠（Trailer-movie）
主演：张丰毅、张雨绮、段奕宏、吴刚、刘威、成泰燊、郭涛、许还山等
开拍时间：2010年9月10日
上映时间：2012年9月15日
上映天数：41天
上映票房：14323.95万元人民币
观影人次：367.41万
影片简介：
影片《白鹿原》是根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由第六代导演王全安执导，张雨绮、段奕宏、张丰毅等主演的一部史诗片。该片筹备历时9年，拍摄3年，于2012年9月15日在国内上映。故事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现了1912年到1938年间，白鹿原上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以田小娥、黑娃的爱情故事为明线，暗合白、鹿两家家族斗争，展示了中国人在社会变迁中精神世界的崩塌与重建。在影片上映前，舆论就对影片高度关注，从拍摄筹备到审查波折，从删减噱头到临映换档，影片问世之路可谓坎坷。上映后，1.4亿元的票房显然难以支付1.2亿元的投资，业内外人士对影片的艺术性评价更是褒贬不一。
获奖情况：
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2012年）银熊奖杰出艺术成就（卢茨·赖特迈尔，摄影）
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2012年）金熊奖提名（入围竞赛单元）
第49届台湾金马奖（2012年）最佳男配角奖（吴刚）
第49届台湾金马奖（2012年）最佳跨媒介改编剧本奖（王全安）
第49届台湾金马奖（2012年）最佳摄影奖（卢茨·赖特迈尔）
第49届台湾金马奖（2012年）最佳艺术指导（霍廷霄）
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2012年）最佳男演员（张丰毅）
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2012年）最佳男配角（吴刚）
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2012年）观众票选最受瞩目男演员（段奕宏）
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2012年）观众票选最受瞩目女演员（张雨绮）
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2013年）最受大学生欢迎女演员（张雨绮）
注：资料综合整理自时光网（http://movie.mtime.com/155551/details.html）、艺恩咨询（http://m.e-ntgroup.cn/573026/）、豆瓣（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6872244/）、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xf-HSIvUjsrubLAnfJ-iIM6GpCHsoHmafhO6e5jt1hiuX897Pq4OKqVqnH4EfEWjLYR3i2_Q1b3m-5Yvg8Qllq）等电影垂直网站或网页。上映票房及观影人次数据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提供。
《白鹿原》单片分析报告
影片《白鹿原》的诞生，可谓经历了“多舛”的“命运”。自1993年陈忠实小说《白鹿原》问世，至今已有20年之久，20年间，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等多位著名导演都想把这部“史诗”搬上银幕，但都无果而终。2007年，王全安凭借影片《图雅的婚事》捧回了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名誉与荣耀四起之时，他内心想的却是：“是时候了，去拍摄那部始终惦记着的《白鹿原》。”[404]但因为各种原因，此次计划不得不被搁置，转而拍摄了《纺织姑娘》，在2010年影片《团圆》摘得了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之后，王全安再次启动了《白鹿原》拍摄计划，并邀请德国著名摄影师卢茨·赖特迈尔担任摄影指导，国内著名电影作曲家赵季平负责原创音乐，与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合作的美术师霍廷霄担任美术指导，导演亲自操刀完成影片剪辑。一流的摄制团队和强大的明星阵容，王全安着力打造出一场文化内涵与历史责任兼备的“史诗大片”。
但文学改编影片由于跨越于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常常会遭到业内外人士多重诟病，这部改编自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片，上映后影片反响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认为：“王全安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重要代表拍出了很有文化的史诗性大片。一般认为‘第六代’导演是个体化个人化的，没有‘第五代’导演那样很深厚的文化沉积和沉重的文化记忆，而这部电影拍出来可能就是打破了这个魔咒，证明了‘第六代’导演的成熟和丰富。”[405]可面对1.2亿元的资金投入，1.4亿元的票房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影片因对原著精神的把握不准，在艺术表现上呈现了诸多缺憾，与观众的阅读期待相去甚远。”[406]但无论如何，在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冲击下，将一部中国文学巨著搬上银幕，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气质，是中国电影的一次有益尝试。[407]对影片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史诗性视听语言分析，和对其背后关于投资发行放映产业链的总结，对于中国电影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商业价值。
一、视听语言分析
在影片《图雅的婚事》摘得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之后，王全安也成为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但与追求个人化影像风格、善于刻画边缘或者底层人群[408]的“第六代”导演不同，从《图雅的婚事》到《团圆》，再到史诗性大片《白鹿原》，王全安的视听语言延续着第五代导演文化反思与民族气质兼备的现实主义风格，并有着“第六代”特殊的影像表达。与陈凯歌、张艺谋相同的是，王全安也是民族电影及电影的民族化创作的坚守者。[409]在当下艺术与商业交汇的电影市场中，这样的坚持是难能可贵的，而且王全安在继承“第五代”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思考与突破。正如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所言：“影片《活着》中也表现了一位中国农民在大历史中的沉浮、坎坷、苦难的悲剧，但是影片《白鹿原》所表现的农耕社会的规模和民间文化的厚度，比之《活着》的视野要开阔得多，这是近几年来，文艺片令人注目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探讨，是一次有意义的电影书写。”[410]以下依次对视听语言进行分析。
（一）摄影(www.xing528.com)
早在2002年，王全安就与德国摄影师卢茨·赖特迈尔合作拍摄了影片《惊蛰》，此后又合作创作出了摘得了柏林电影节桂冠的《图雅的婚事》，《白鹿原》已经是两人合作的第五部影片。电影开拍前，导演与摄影师很快就影像风格达成了高度一致：在运动长镜头的处理中呈现出民族化的影像风格。镜头语言恢宏大气，流畅自如，不刻意营造叙事氛围，不着力追求象征意义，不重复强调个人心理。故事的呈现冷静客观、影像的表达自然流畅，不过分炫技，使镜头的叙事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也许与导演个人的拍摄经历和阅历有关，《白鹿原》较之导演以前拍摄的作品更具影像魅力，褪去技术的华丽外衣，表达客观的影像呈现。王全安自己也曾坦言本片的拍摄心境和之前的影片不一样，有了更多的包容，不过分追求影像的技术表达，“因为白鹿原牵涉的因素太多，你是不是也能有个更大的包容力，可能才是对拍这样一部电影的一个更有价值的考虑。”[411]
导演在影片中沿袭了自身电影影像风格中最为显著的外在特征——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运用，表现出极强的现实主义特征。影片不但在处理对话场面时极力避免正反打镜头的过多运用，甚至总是保持在固定的机位拍摄。其他场面也主要依赖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力求呈现出相对完整而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给观众传达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审视这段历史的变迁。如：影片开头的航拍移动长镜头，配合着呼呼的风声，镜头徐徐运动，展示了本片独特的地域环境。白鹿原的族人们、世世代代与之相伴的沃土、金灿灿的等待收割的麦田，影片结尾使用同样的画面，不仅形成抒情的意味，也使影片的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又如，族长带领族人在祠堂里面背诵祖训的时候使用的也是这种缓慢移动的长镜头，将祠堂内巍峨的柱子、认真背诵祖训的族人、威严不可冒犯的族长、祖宗的灵牌一一展示给观众。与好莱坞剪辑技术至上的碎片化分切镜头不同，本片以移动长镜头的方式展示了场景的真实与完整性，对这样的史诗大片而言更加突显现实主义风格。
导演在本片中还打破了一贯坚持的“长镜头加自然光”摄影，不再以“自然光效”作为第一追求，而是更加注重造型和修饰。[412]这其中也有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在当下大片横流的电影市场中，明星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票房，导演在讲求现实主义风格的长镜头运用的同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也增加了特写和近景镜头的比重。在这样的影像商业化时代，这样大投入的史诗性大片中，自然光效显然不能满足观众对于影片的视觉需求，作为大投资、大明星的“主流电影”，王全安也针对投入资本和电影市场在造型和修饰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呈现出较之以前更为华丽的视觉影像。
（二）民族音乐
本片音乐指导赵季平是国内顶尖的民族音乐创作者，他与电影音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从为电影《黄土地》配乐开始的。在此之后《大阅兵》《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活着》等作品相继推出，其中多数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作为国内著名的电影作曲家，赵季平始终坚持民族音乐的创作，他个人也表示说：“我是从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中走出来的，我认为中国音乐的创作应该致力于发扬民族的东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413]赵季平的影视音乐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浓郁的民族特色、个性独到的风格体现在影片音乐创作中。
《白鹿原》讲述的是发生在陕西大地上的家族变迁史，秦腔作为传统陕西民俗，又是和这片土地始终相伴的民间艺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赵季平非常熟悉这里的一切，尤其是这里的音乐，他用最质朴、粗犷的音乐冲击着观众，板胡、二胡的独奏，演绎天生的质朴和悲悯，用最民族的艺术形式来讲述这部民族史诗剧。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华阴老腔在影片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老腔是华阴皮影戏的一种，表演通常先搭好台子、撑好“亮子”，然后借助灯火，以竹签挑拨用皮革雕成的人物进行舞台表演。[414]片头响起的沉郁顿挫、苍凉豪迈的《薛仁贵征东》为影片奠定了悲剧的总体基调，影片中段众多麦客吼出的《将令一声震山川》更是对关中人的文化性格、心理做出了极为成功的艺术展现，[415]舞台上年迈的秦腔老艺术家铿锵有力地唱词更是体现了关中平原自古以来宽厚朴质的性格，民族乐器的配合演奏，唤醒了观众心灵深处对本民族久远历史文化的深层记忆。[416]与当下好莱坞类型电影追求的声音构成相比，本片没有混音技术和声音模拟技术的支撑，而是秉承着民族影片的史诗性特点，选择了最具民族地域特征的民俗艺术，更加凸显了民族艺术的感染力。
（三）美术造型设计
较之原创电影，文学改编类的影视作品通常对美术造型有着特殊的要求。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场景和情境已经有了一个预设，“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怎样满足小说读者对电影的视觉需求，把文字转化为视觉造型艺术，是对美术造型师的重大考验。
《白鹿原》的美术指导是霍廷霄，被称为张艺谋的御用美术师，曾在1997年凭借电影《荆轲刺秦王》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美术贡献奖。关于本片中的美术设计，霍廷霄在和王全安导演沟通后，想要拍得“带点诗意”[417]。白鹿原中有诸多的情景和意象设置，丰富、准确的美术设计表达使得这部影片的诗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这点正迎合了原著小说中神秘的传奇色彩，譬如牌楼、戏楼、祠堂、宅院、破窑等场所和建筑共同建构起了白鹿原的空间形象。他们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兼具写实、叙事和表意多种功能，小说中的文字被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译”为场景和画面，呈现在银幕上，文学作品中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氛围得以通过实体表达。如：美术设计的任务是有机地通过一个符号化的造型（牌楼）进行串联、累积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并逐步走向更为开放、更具遐想的空间，更具浓烈的人文色彩。[418]牌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片中牌楼的设置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标志，也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象征。
片中戏台等意象的设置也有其更加深层的意义，它既是一个真实具象的舞台，也是历史的舞台。在这个固定搭建的戏台上，各种势力、盛衰荣辱轮番上演，同时也是我们民族长河生生不息的真实农村生活写照。王安全导演也对戏台、祠堂等设置的象征意义做了进一步阐释：“人们就在这样一个戏台前面，一幕又一幕地更替，无论是村里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官兵进村了来征粮那种大事情，或者是发动暴动，杀富济贫，砸烂祠堂……这个场景反复使用，它周而复始地出现，与大地、麦浪有相同的功能。”[419]影片的美术造型设计作为视听语言的重要支撑，不仅仅是视听元素的意象表达，更承担着叙事表意等多项功能。
二、影片投资宣发分析
电影《白鹿原》之所以成为2012年中国电影备受瞩目的影片之一，不仅仅是由于其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更源自影片本身在剧本创作、立项、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各个阶段艰难曲折的历程。电影在做出有益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从电影的融资、发行放映、宣传等方面对该片进行分析，对电影市场的完善和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或警示作用。
（一）融资分析
电影《白鹿原》的拍摄之路可谓坎坷，早在1993年小说出版后的一个月内，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就有要拍摄电影版《白鹿原》的打算，并签订了授权书，但被上级以“重复于对历史揭伤疤”[420]的定论，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拍摄事宜就此搁置。直到2000年，版权归属和导演都还未能确定。200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从原著作者陈忠实手中买下了版权，联手紫金长天传媒公司投资5000万元进行拍摄，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导演来执导筒，事情一直没有定论，最终，他们找到了陕西籍导演王全安。2004年拿到准拍证，2005年，剧本终于通过了立项，事情经过一番波折到了2007年，影片却意外遭遇了投资方撤资之事。紫金长天传媒公司派来的负责人与剧组产生很大矛盾，《白鹿原》制片人王乐介绍：“当时紫金长天派来的制片人，坚持制片人为重心，导演必须服从于制片人意志，剧组因理念不合而离开。”[421]直到2009年，西影厂的改编权已过期，经过协调，最终西影厂、西安影视制作公司和王全安的光影先锋公司合作，与陈忠实签了协议，获得了改编权。如此种种，由于版权、投资和拍摄多方原因导致本片一直被搁置，后来也被出品方冠以“中国最难拍”电影的称号。
虽然《白鹿原》的融资曾经是片子坎坷身世的一个原因，但确定立项之后，《白鹿原》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陕西本土文化色彩吸引了多个投资方，资金已经不再成为难题。王全安出席上海电影节关于“泛媒体时代的精英创作”的论坛，聊到电影融资时，他坦言自己的电影《白鹿原》融资并不困难，因为“这个小说比较吸引人，里面有很尖锐的政治，有很多比较吸引人的东西”[422]。电影《白鹿原》最终的投资方有三家，而最大投资方，正是该片导演王全安组建的光影先锋公司，占总投资份额的90%。[423]光影先锋作为一个较新的影视公司，其制作出品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在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承担开幕影片并最终获得银熊奖的《团圆》，《白鹿原》是它的第二个作品。除此之外，西影集团和陕西旅游集团也是影片的投资方，陕西旅游集团意在打造出集影视基地与主题公园为一体的白鹿原旅游文化景区，突显关中文化特色，为后续旅游产业和电视剧《白鹿原》的拍摄提供有力条件。虽然最终投资方在影片的票房上没有收回成本，1.4亿元的票房片方可收回近6000万，海外版权及音像版权等收入大约1000万元，表面看起来离1.2亿元的资本投入还有5000万元难以收回，但事实上，业内人士分析：“影片留下的‘白鹿原影视基地’和对陕西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5000万。”[424]电视剧《白鹿原》或将在此基地拍摄，这里也将成为拍摄明清年代戏的影视基地，以及其旅游产业所带来的巨大收入，长远看来，投资方早已收回成本。
（二）宣传、营销分析
电影《白鹿原》关于“情欲”的宣传营销策略，反映出了中国电影市场宣传手段的不足、创意点匮乏、文化内涵不够的特点。《白鹿原》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戏剧张力，主要描写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只是原著中的辅线，但影片上映前却把宣传重心放在了“情欲”二字上，与原本的史诗风格大相径庭。
在制作特辑中，一句“中国式欲望”确定了影片的主题，从310分钟的未删节版，到210分钟文艺版，再到156分钟的公映正式版，最终版片方曝光的预告片中仍可以看到尺度颇大的情欲戏得以保留，田小娥和黑娃在麦垛上偷欢、在床底交好的画面的确不能回避“情欲”二字。但事实上，虽然电影中《白鹿原》的故事线索集中在了田小娥与白、鹿两家的爱恨纠葛上，田小娥的戏份占到近乎三分之二，而她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均有不同程度“床戏”，但其实并不露骨，这也令许多“激情戏”迷们大为失望。这样的宣传虽达到了吸引观众的目的，但不少人认为媚俗的主题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此，导演王全安解释“情欲”意义时说：“欲望就像一剂春药，把所有东西都激活了，不管往着哪个方向去，它都是一种力量。”[425]可无论如何，一部厚重的文学史诗改编之作，选用这样的宣传策略，实在有失文化内涵，这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影视宣传营销行业的内涵失衡、创意点不足等特点。
负责影片营销的北京麦特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在此之前，已成功制作了《风声》《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等著名影片。事实上，该公司在电影宣传开始的两个月时间里，共做了27轮新闻，可以称得上“情色”的只有两条。一条是“中国式欲望”的预告片，事实上也不是纯粹的情色；另一条是一组《不伦之恋》（陆子霖跟田小娥）的照片。[426]关于用“情欲”来做营销的说法，制作人陈励志表示：“两条‘情色’相关的新闻完全覆盖了之前所有的新闻，这也表明了受众的关注点。”[427]他认为，面对商业市场和主流大众，这样的选择是整个产业共同的选择，对于宣传营销来讲，也是“情非得已”。对于芦苇与王全安剧本版权之争，他也明确表示，这是真正发生的版权事件，绝对不是一个营销行为。在营销方面，该片仍采用传统的营销模式，海报的推出给了电影主人公很好的人物形象介绍，104分钟的纪录片《将令》在两大视频网站公布的10天时间内，点击量突破了300万次，较早曝光的制作特辑，点击量也超过了800万次，因为电影的宣传力度大，原著小说借此也人气飙升，在短时间内加印20万册。[428]
虽然《白鹿原》的宣传也是可算是卓有成效的，但本片的宣传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导向与失衡，为今后中国电影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就中国内地的电影受众和市场而言，今后如何进行电影的宣传营销策略分析，台湾制片人叶育萍谈了他的观点：“我想可能再过几年，整个电影营销的生态也比较成熟了之后，固定该做的那些营销一定要做，至于一些其他的招数，我相信观众眼睛会放亮，有一些招数应该就会慢慢地没有什么用处。”[429]
（三）发行放映分析
在改编之初，影片就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最为敏感的两大话题——政治和性，是影片不能规避的重点。早在茅盾文学奖评选的过程中，一些评委就认定书中关于政治斗争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解，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也需要加以修改。而这些部分也恰恰成为了王全安改编电影的难点，需要技巧和突破。影片经过坎坷的拍摄之路，终于新鲜出炉，可电影的公映一拖再拖，从最初的“不让拍”到“允许拍”，已经度过了很大的难关，下一个重要的关卡就是——审查。
最初送审的五个小时的版本未通过审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三个半小时初剪版，也称导演剪辑版。由于广电总局严格的审查制度，再次送审也迟迟未得到答复，这个时期，一度传出《白鹿原》无法过审的消息，导致此片无缘奥斯卡角逐。[430]在柏林电影节宣布的入围名单中，《白鹿原》赫然在目，片方也低调地表示通过了国内审查，但银熊奖的摘得也未能使王全安完全满意。至于公映，《白鹿原》经过再次剪辑，最终以156分钟版获得公映许可证，与大陆观众见面。从影片杀青时的最初版，到156分钟的公映版，王全安谈到：“根据广电局的审查意见，影片中主要删减了三部分：首先是跟白孝文有关系的部分，比如后来白孝文当了县长，到鹿子霖疯了回来后日本人的轰炸，电影在那就结束了，白嘉轩很困惑地站在烟雾里；再一个就是跟农会有关系的，比如砸祠堂一些比较政治化的事件；第三就是表现激情戏的地方进行了略微删减。”[431]
虽然通过了审查，可电影与观众的见面可谓一波三折。电影原定于2012年9月13日公映，但11日上午各大院线收到发行方华夏电影公司的通知：影片数字盘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制作，所以影片上映无限期延期。虽然很快影片发行方就完成了重新制作，甚至为了能把拷贝按时送往全国，派200多名发行员坐飞机“人肉快递”送至各大院线。[432]但很多院线表示，尽管15日影片上映，但这也为影片的票房造成了很大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影片的排片率较低，极大地影响到了票房收入。资深电影媒体人朱玉卿查了一下影院排期表，北京只排映400多场，主阵地西安200多场，其他区域排场相对较少。朱玉卿说：“票房过亿的影片，上映首日排片量应该在20000场，这部连6000场都不到，那怎么可能破亿呢？”[433]票房数据表明，虽然第一周票房仅仅只有2000万元，但就所在档期的上座率而言，《白鹿原》仍位列第一（如图1），直至第三周《白鹿原》票房实现过亿，接下来的几周票房直线下滑，最终票房以1.4亿元告罄。（如图2）
图1 2012年第38周（9.17-9.23）票房前15名影片（数据来源：中国电影报）
图2 《白鹿原》上映期间票房（数据来源：艺恩网）
（四）影视产业链的延伸
《白鹿原》对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另一贡献，是它在重视电影的制作发行的同时，也发展了文化创意产业，建立了“白鹿原旅游文化景区”，实现了影视产业链的延伸。
《白鹿原》的票房顺利过亿元，导演王全安也在争议中跨入亿元导演俱乐部。虽然影片投资1.2亿元，单凭票房远远不能收回成本，但《白鹿原》对陕西文化的宣传以及留下的“影视基地”，产生的价值不可估量。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陕西旅游集团投资近5个亿，占地总面积达600亩，建立了集影视城文化区、生态休闲区、关中文化展示区为一体的“白鹿原影视基地”，成为一个展现关中文化的旅游景点，实现长期收益。电影策划人章杰也表示说，“《白鹿原》不能仅仅只看票房的盈利，‘白鹿原影视基地’的建立，以及电影对陕西文化的贡献，都是其潜藏的利益。《白鹿原》的经济账，长期来看，《白鹿原》最终还是令投资方赚了。”[434]电影拍摄用的道具和场景设置，包括白鹿村、白鹿宗祠、白家大院、鹿子霖家等主要场景，都被整体搬迁至白鹿原影视基地，电视剧《白鹿原》或将在此拍摄，这里也将成为拍摄明清年代戏的影视基地。而其后期带来的旅游等收入，则会源源不断。以影视基地为依托，扩大旅游、影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地产商和影视公司的新目标，“白鹿原旅游文化景区”的建立，在拓宽影视相关产业链上做出了努力，也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白鹿原》艺术评析
自1993年小说《白鹿原》的诞生，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20年间，随着小说的不断再版，其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在增大。1993年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炮走红，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就有要把它改编成电影的意愿，但由于政治、资金等多方原因，拍摄事宜一直被搁置。直到2010年，导演王全安确定该片在京开机，经过一年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电影终于在2012年9月15日与观众见面。在影片上映之前，就由于拍摄之路艰难而备受关注，上映之后，更是引发了各界关于文学改编、文化内涵、人物形象等多方争论。
文学作品的改编由于其自身的丰富性和电影艺术形式的表现力不同，而对创作者有着很大的挑战。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白鹿原》以其史诗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已赢得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上映后，观众对电影版《白鹿原》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就影片来看，电影的改编基本忠实于原著，影片中陕西方言、秦腔、牌楼、服饰等综合运用，将陕西文化中的关中特色和历史变迁表现了出来，虽然影片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稍显不足，商业化气息较为明显，但整体而言，影片仍较为成功。
一、文学改编的得与失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这门年轻的大众艺术就与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外许多著名影片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如带领中国电影走出国门、我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作《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活着》等影片就站在文学的肩膀上走向了世界。据统计，我国每年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占整个故事片产量的30%。[435]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文坛有着很大影响力，20年来陆续出版了7个版本，印数超过130万册。[436]所以，小说《白鹿原》在电影改编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优势，如故事丰富、人物丰满、有很强的史诗色彩和深厚的价值内涵等。
但是，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名著，小说《白鹿原》的改编也同样面临一些难以避免的困难。经典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越是经典的名著就越难进行改编，同时满足作品读者和影视观众。从文字艺术改编为视觉艺术，同样的故事和题材在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上也有着很大不同，且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还必须求得通俗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之间平衡，要兼顾各种层次和年龄的受众，更是举步维艰。对于《白鹿原》的改编，电影的编剧兼导演王全安也有同感：“优秀的小说，在整个世界这个范围来看，（改编）没几个成的……《白鹿原》就像陷阱。”[437]小说《白鹿原》49余万字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当前常规电影的容量，小说涉及60多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在常规影片有限的时间容量里，很难透彻地展现小说的精神全貌。这就要求导演将故事的核心提炼，把这样一个史诗性的历史故事，简化成明晰的叙事线索，用带有民族气质的视听语言，将这样的文学著作以电影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影片改编的成功之处，诚如文艺评论家肖云儒所言：“电影抓住了原著之魂，并且通过电影的可视性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提炼和强化了原著之魂。”[438]电影《白鹿原》的故事背景选在了1912至1938年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多变的一段历史。这期间有新旧思想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有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交战。怎样用电影的视听艺术来呈现这段史诗性的历史，成为影片的关键。片中祠堂、戏台、牌坊等意象的设置，为影片的封建统治背景做了很好的诠释。祠堂本身代表着白鹿原封建秩序、传统文化和祖宗家法，是一个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公共空间。祠堂出现贯穿影片始终，从影片开头族人在祠堂一起诵读《乡约》，到族长惩罚田小娥和黑娃，再到黑娃愤怒之下和田小娥一起毁坏祠堂。祠堂的出现伴随着色调、镜头、构图等独特的视觉表现方式，体现着族人对于封建制度的维护，也表达了人们打破封建统治的欲望。显示中外统治者更迭、灾难轮番上演的戏台，和最具有画面冲击力的麦田，都展现着“人与土地”的关系，作为视听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影片场景中的必要元素，更参与着影片的叙事，把“看不见”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统治，变成了“看得见”的意象表达呈现给电影观众。
影片在文学改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整体建构格局较小，影片的史诗品质不够、剧作结构不够完整、主副线比例失衡[439]等方面。与原作恢宏的史诗品质相比，影片《白鹿原》显然没有成功表现出更高的史诗性格调，小说中浓重的史诗意蕴在影片的艺术呈现里表现乏力，原著的精神指向和宏大格局被影片简化。在电影中，白鹿原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仅仅框定在1912年至1938年之间，影片删除了小说中清末的一小截历史和抗日战争之后的一段历史，从而缩短了原著小说中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长度。从公映版本来看，影片在“土地与人性”的关系、新时代与旧传统的冲突、对立这些原作所着意呈现的宏大命题上表现相对较少，对内涵的开掘相对较浅，而将笔墨较多地集中于男女情感纠葛，一场关于“土地和人性”的史诗剧更多地描述了这场复杂的男女关系。原著中主线为白、鹿两家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家族和个人的兴衰荣辱串联起一部中国和中国农民命运的史诗，而田小娥与黑娃等人的爱恨纠葛是作为辅线存在的。影片把田小娥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作为了叙事的重点，在电影中，田小娥、黑娃、白孝文三者的形象被强化，而淡化了白、鹿两家的恩怨情仇。电影对田小娥的形象把握也不够到位，她从一开始的受害者，后来变成一个反叛者，再后来又无法抵抗命运的摆布而任人宰割，从而变得是非不清、由被害而变为害人。田小娥失去了原著中的叛逆与抗争的精神，变得缺乏人性的活力和生机，失去了她原有的野性与张狂，她与黑娃的爱情显得十分平淡，情感的震撼力不强，人性的文化内涵与善恶交织的冲突在她身上并没有激烈表现。
二、地域文化的内涵表达
与大多数中国西部电影一样，影片展现了陕西传统民俗、民间艺术以及习俗礼仪等，将地方戏曲文化、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参与进叙事，增强了影片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这样不但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民族文化自身的韵味和魅力，而且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有一定的意义。原著作者陈忠实和影片导演王全安都是地道的陕西人，所以影片中关于陕西文化和陕西民俗的秦腔、方言和传统意象的运用显得形象、贴切、恰到好处。
秦腔，又称乱弹，起源于西周，周代以后关中地区被统称为“秦”，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民间歌舞就被称为“秦腔”。2006年，秦腔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40]作为“陕西八大怪”之一的“唱戏吼起来”指的就是秦腔，“吼”的演唱方式表现了关中文化的粗犷豪放与人民的自然淳朴。秦腔的表现是影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次出现是在郭举人家，一群麦客表演的《将令一声震山川》：“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这首关于战争的唱词无形中契合了当时战乱频仍的局面，充分延伸呼应了历史时空，长达三分钟的原生态表演也把当地的民间说唱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441]再如田小娥与黑娃第一次偷欢时，院子里郭举人正和麦客们一起唱秦腔，导演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既渲染出一对恋人的缠绵，又达到了一定的讽刺效果。后来，白孝文与田小娥在县城寻欢作乐时，房间外是秦腔皮影戏的表演，以此构成影片中十分精彩并有深意的一个段落，皮影戏的表演与人物的命运产生了呼应，令观众油然而生一种悲悯。
延续“第五代”导演的西部片艺术风格和出于尊重小说原著，本片完全采用陕西方言进行对话。在谈到演员对于原著的理解时，导演王全安也表示：“让他们练好陕西话对电影来说更重要。”[442]片中方言的使用丰富生动、形象传神，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内心的表达有着关键作用，比如动词“咥”（吃）、“浪”（玩儿），名词“瓜”（笨）、“品麻”（傲气）、“娃子”（孩子）等。“咥”（吃）这个词在片中多次出现，影片讲述的是关于“土地和人性”的故事，民以食为天，“咥”对于大众来讲是最为重要的，影片中可以看到男人们端着大碗，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咥”面的镜头，显示出西北男人的粗犷淳朴和果敢坚毅的“直性子”。影片对于传统饮食文化（面食文化）的镜语展现也独具匠心，许多重要的情节都是在吃面中展开对话、推进情节的，巧妙地找到了地域方言、饮食文化与民族性格的内在关联。
祠堂、戏台、牌楼等意象作为关中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兼具写实、表意等功能，在影片叙事和内涵表达上，都有着突出贡献。一方面这些空间意象真实地还原了白鹿原，营造出了影片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氛围，把文学作品《白鹿原》搬上了银幕；另一方面，这些意象还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和表意功能。祠堂作为传统封建礼教的外在表征，象征着传统、秩序，成为了白嘉轩内在精神力量的一种外化。影片中，进祠堂、砸祠堂、田小娥受行刑等情节均发生在祠堂之中，使之表现出了超越于空间环境之上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具有反抗父辈的传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象征意义。
从电影《白鹿原》的公映来看，王全安“艺术与商业兼备”的愿望显然是落空了。在文化品质与艺术价值层面，影片虽然遭受到了过度删减的伤害，也遭到了各界的批评指正，但是仍然保有相当的艺术品质。作为华语民族电影的《白鹿原》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做出可贵的探索与努力，它不仅是导演王全安的诚意之作，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坚持自己审美风格和艺术思维的一种大胆尝试。对于影片的争议，王全安自己也表示：“我相信它是一部可以经历历史沉淀的影片，就像巴黎埃菲尔铁塔从建成伊始就饱受诟病，经历时间的洗礼，它终究成为巴黎的象征，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作品。”[443]
撰稿：李雅琪 2012级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王宜文 教授
附录1
《白鹿原》拍摄大事记：
续表
（数据来自新华网：http://www.sn.xinhuanet.com/2012-09/13/c_113066441.htm）
附录2
电影宣传海报：
（预告海报1）
（预告海报2）
（角色海报1）
（角色海报2）
（角色海报3）
（角色海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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