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影片档案
影片片名：一次别离
英文片名：A Separation
制片地区：伊朗
类型：剧情/家庭
时长：123分钟
影片规格：35毫米遮幅宽银幕系统
投资：约30万美元（有不同说法，具体请见下文）
制作公司：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
发行公司：
主创人员：
编剧：阿斯哈·法哈蒂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制片人：Negar Eskandarfar、阿斯哈·法哈蒂
摄影师：马哈穆德·加拉里（Mahmoud Kalari）
录音师：Mahmood Sammakbashi
艺术指导：Keyvan Moghaddam
副导演：Hamid Reza Ghorbani
布景师：Keyvan Moghadam
服装设计：Keyvan Moghadam
化妆设计：Mehrdad Mirkiani
剪辑：Haydeh Safi-Yari
音效剪辑：Mohammad Reza Delpak
剧照师：Habib Majidi
灯光指导：Koohyar Kalari
制片经理：Hassan Mostafavi
投资方：Pasargad Bank
主演：蕾拉·哈塔米（Leila Hatami）、佩曼·莫阿迪（Peyman Moadi）、萨瑞·巴雅特（Sareh Bayat）、沙哈布·侯赛尼（Shahab Hosseini）、巴巴克·卡里米（Babak Karimi）、Sarina Farhadi、Marila Zare'i等
开拍时间：2010年
中国大陆上映时间：2012年11月13日
上映天数：20天
上映票房：428万元人民币
观影人次：133120
影片简介：
伊朗影片《一次别离》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自编自导的一部家庭伦理电影，此片在2010年拍摄于德黑兰，仅用一台摄影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摄制。电影讲述了发生在伊朗德黑兰的两个家庭之间的纠纷。纳德和西敏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他们因为移民问题的分歧而暂时分居，这使丈夫不得不雇用女佣瑞茨来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然而一次突发事件却导致两个家庭矛盾激发最终对簿公堂。本片既有超越民族的人性叙述，又是伊朗现代社会复杂现实的缩影。《一次别离》投资成本仅为几十万美元，虽然没有炫目的高科技大场面及耀眼的明星，却纯粹凭借一个好故事赢得口碑大获人心，自从面世以来以黑马之势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共获得大奖61项以及提名21项，其中包括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重量级大奖。此片被看成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伊朗的延续，成为以一个好故事征服万千观众的最好范例，不仅重振了伊朗电影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并且铸造了亚洲电影的奇迹。尤其因为此片在第6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竞争中打败了投资高达6亿人民币的国产电影《金陵十三钗》，而且后者甚至没有获得分量更重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所以投资上以小搏大的《一次别离》引起了国内舆论关注及热议。此片在国内呼声甚高，影迷及影评人纷纷推荐。虽然由于档期原因，《一次别离》的国内票房不高，但是其对中国电影生态的良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主要获奖情况：
2012年第69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2012年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更多获奖及提名见附录）
注：资料综合整理自时光网（http://movie.mtime.com/118999/details.html）、IMDb网站（http://www.imdb.com/）、艺恩咨询（http://www.entgroup.cn/）等电影垂直网站或网页。
《一次别离》单片分析报告
把《一次别离》的成就归为70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一己之功恐怕并不为过。法哈蒂是一位非常受伊朗观众欢迎的导演，他既导演电影也导演过电视剧，其作品无不呈现出对现代伊朗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一次别离》是法哈蒂的第五部电影长片。他的第三部电影《烟火星期三》在2006年获得了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金雨果大奖，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获得过200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但是法哈蒂没有为名声所累，在创作《一次别离》时，依然专注于对当代伊朗故事的写作，认为“整个电影工作过程中，最让我着迷的就是写剧本阶段，必须独自一个人。我不舍得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这么美妙的经历”[9]。虽然《一次别离》的预算很低，但是制作过程却毫不马虎。法哈蒂联合了享誉世界的伊朗摄影师马哈穆德·加拉里以及伊朗超级明星蕾拉·哈塔米。为了达到预设的戏剧效果，在筹备阶段对演员进行表演排练就花了两个月时间。《一次别离》在全球各地获得了观众与评论界的一致赞誉。此片在国际上屡屡斩获大奖之时，法哈蒂坦承“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10]。考虑到其低廉的创作费用以及文艺片的身份，头顶众多光环的《一次别离》的总票房堪称创纪录。此片的创作风格、艺术价值及文化深度在国内电影界引起了震动。
一、视听语言及表演分析
贯穿着《一次别离》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写实主义创作方法让很多评论家认为此片秉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具体到《一次别离》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视听语言及演员表演发挥了尤为重要的贡献。依次分析如下。
（一）视听语言
《一次别离》的摄影师马哈穆德·加拉里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伊朗摄影师，他从业30余年，经验丰富，早在1980年就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15位最佳摄影师。他掌镜过60多部电影，与伊朗的电影巨头如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马基德· 马基迪、马苏德·基米亚伊、穆森· 马克马巴夫、戴瑞奇·麦瑞、阿里·哈塔米都有过合作。许多伟大的伊朗导演的想法被他的摄影“赋予生命”[11]。《一次别离》更使他一举夺下有全球电影摄影师最高荣誉之称的“波兰金蛙奖”。
在拍摄《一次别离》的过程中，法哈蒂对于电影的拍摄风格有非常细致的设想。他要求保留“真实感”，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提到了自己的三个原则：“第一，用纪录片的影像风格来拍摄；第二，镜头不偏向于某一个人物，所以，你看到的大多数人物的景别都是一样的；第三，让观众看电影时，意识不到摄影机存在。”[12]
所谓的纪录片影像风格一般是指真实、自然、客观。扮演法官的演员巴巴克·卡里米同时也是位电影剪辑师，他提到，为了让电影看起来更接近纪录片“（才）使用了手提摄影机，剪辑的方法也是碎片式的。甚至在法哈蒂与加拉里的讨论中，他们认为镜头看起来应该像是用手机摄像机拍摄的”[13]，这可以解释电影中的间或晃抖而不时模糊的画面。在此片中，手提摄影机似乎充当了观众的眼睛，把观众代入到所发生的故事中，这也是法哈蒂所尝试达到的一种效果：“当你看电影时，你感觉你不是在看电影，而是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存在，人物说的话、做的事都不是导演编出来的，它们就是事实。”此外，此片利用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效，所有这些对真实自然的追求都为影片的现实主义内涵提供了可信的影像语言。
在《一次别离》的复杂纠纷中，客观性是法哈蒂着力追求的态度。影像的客观性为表达电影制作者的客观态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法哈蒂认为“观众不必是故事事件的见证人，但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摄影机就是他们的眼睛，镜头观看着故事里的人物，所有人物在观众面前都是平等的”[14]。他对摄影师加拉里的要求是“不能让观众感到有摄影机的存在”。从作品判断，加拉里实现了导演的要求。大量肩扛镜头创造了质朴的旁观者视角，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在镜头走位上也看不出创作者的美学或道德判断，或者谁更有理还是谁更无辜。争执场面中的人物在景框中的构图都是对称的。准确表意的主观镜头洞悉了每个角色的真实困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虽然《一次别离》影像风格真实、自然、客观，但是影像也同样有效地服务了此剧的戏剧冲突。事实上，为了追求最佳摄影效果，法哈蒂在纳德的公寓中安置了无数个内墙窗户和玻璃挡板，这就使得摄影师可以流畅地移动摄影机追随并持续地重新框定人物，同时又明显地置身于外。例如，在拍摄纳德与瑞茨推搡的一幕时，为了既让观众感知到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保持电影的悬念，法哈蒂想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多心思，最终把原先的门换成了磨砂玻璃门，这样在拍摄时既能看见门里面发生的事，又能让观众模模糊糊地感知到门外边似乎也发生了什么事。[15]这一幕的悬念为整部电影后面的冲突做足了铺垫。(www.xing528.com)
吉姆·派珀认为，“通常，在没有音乐陪伴的情况下，导演对自己拍摄的画面都感到不安，他们都担心观众会错过影片中至关重要的情绪点”[16]。如果这一说法正确的话，法哈蒂对自己的故事非常有信心：《一次别离》是一部没有背景音乐的电影。只有在片尾字幕徐徐升起时，才骤然响起一段舒缓的钢琴配乐，一次别离引起的分崩离析，似乎到此已是无言的结局。法哈蒂奉行了没有音乐打扰的至简主义，而快节奏剪辑让这部123分钟的影片保持了情节的紧凑，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足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因此，音乐在《一次别离》不是必需的，没有音乐反而更能接近对“真实原则”的追求。
以下是《一次别离》摄影音效技术参数[17]：
屏幕高宽比：1.85：1
摄影机：阿通35 III（Aaton 35 III）、蔡司镜头、阿通摄影机
摄制格式：35mm（Fuji Eterna 500T 8573，Eterna 400T 8583）
洗印格式：35mm 数字影院
（二）表演
美国《新共和国杂志》影评人大卫·汤姆逊认为“《一次别离》里的演员都与角色浑然融为了一体”[18]。由于在《一次别离》中的出色表现，全体男女主角共同获得第6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最佳男女演员大奖。而该片的男女主角在上台领奖时，均表示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导演法哈蒂，是导演挖掘了他们的表演潜质。
法哈蒂对演员表演具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成败都在于有没有好演员”。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挑选演员，这一次也不例外。出身于戏剧专业的背景给予法哈蒂的电影事业很大启发。读大学时他就学会了怎么跟演员沟通，怎么说服他们。他在自己的前两部电影中使用了非职业演员，这在伊朗是常见的做法，但是随后法哈蒂抛弃了这一做法，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演员才能满足他想表达的那种极其复杂的情感”[19]。《一次别离》中的两对主角夫妇都是职业演员，法哈蒂想让演员们抓住的是“现实感”。他试图让专业演员的表演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第一次表演。每次开机前，他都“必须确保职业演员要表现得非职业，让他们彻底摆脱演员的技巧”[20]。然而一旦开拍，基本上就要按照商量好的方式来拍，尽量不要有变化。[21]
在筹备阶段，法哈蒂对《一次别离》的全体演员进行了细致的训指练导。“筹备阶段我花了两个月对所有演员进行戏剧表演排练，没有摄像机，不给看剧本，仅仅针对角色性格。每位演员要在所有演员面前展示自己对角色的定位，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演，不那么演。演员排练时也会争论，然后大家摆出观点，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演的是正确的，你提议的不对。他们有时也会排演些剧本里没有的戏，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在正式开拍前，还会按照实景走位这么排一两次”[22]。对于如何指导演员，法哈蒂独有心得：“我从来不告诉演员我希望他们怎样，我只给他们描述人物背景。比如我会告诉萨瑞·巴雅特，她要演的孕妇瑞茨是怎样一个女人，跟雇主纳德是什么关系；另外，瑞茨是非常传统的女性，性格特点跟女演员完全相反。从第一天我就对巴雅特说：‘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每天按时做五时拜，每周都要去几次妇女查经班修习《古兰经》。在剧组时，不要跟男同事讲话。’有时她找不到人物感觉时，我会叫她戴上大黑纱头巾，去德黑兰南面的城区走走。我希望她的变化是由内而外的，从内心先把自己调整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妇人。内在情绪变了，外表气质也就自然而然地透出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扎实的排练工作保证了表演的质量。电影所展示的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出了故事的另一个角度，真实饱满的情感因为可信而令观众动容。
二、影片融资
《一次别离》的投资额度有三个版本的说法：绝大部分中文信息源都认为是约30万美元；英文电影网站IMDb显示其预算为“约50万美元”；按照《好莱坞报道》的采访，此片的预算在“70万到80万美元之间”[23]。但是无论30、50还是70到80万美元，这些数目放在哪个国家的电影行业来看都是低成本。
此片的资金来源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该剧本在2010年12月获得的电影协会亚太电影奖学会电影基金，该奖金是由亚太电影奖（APSA）和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创立的一项新基金，法哈蒂为此剧本获得了2万5千美元的资金。私人募集是《一次别离》资金来源的第二个渠道，此片余下所需的全部资金都来自于法哈蒂个人从银行所贷款项。在伊朗电影融资一般有两种方式：政府支持或者私人募集。法哈蒂选择了后一种方法，他从伊朗的Pasargad银行贷了一笔款。因为2009年的《关于伊丽》相当成功，所以找到对他的新电影感兴趣的人并不难。[24]
三、上映及票房
2011年2月15号，《一次别离》在第61届柏林电影节首次公映。2月19号柏林电影节把三项重量大奖颁给了《一次别离》，这在柏林电影节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一次别离》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获奖旅程。一路顺风的《一次别离》可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虽然法哈蒂没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情，但是据说影片放映后仅仅两天之内就有十多家嗅觉灵敏的发行公司与影片签了发行协议。[25]随着各大电影节的展映，《一次别离》遍地开花，在全球获得了19899055美元的票房（不包含中国大陆票房）。[26]以下将首先通过此片在北美地区的票房走势分析《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提名及最终获奖对于北美票房的影响，然后分析此片在中国市场的票房。
为了满足参评奥斯卡奖项的条件，《一次别离》于2011年12月30号在美国上映。放映第四周的1月24日，84届奥斯卡提名公布，《一次别离》入选，该周票房第一次大幅上涨，比第三周增加84.1%。随着颁奖典礼的逼近以及《一次别离》极高的获奖呼声，票房平稳增加。第九周的2012年2月27日，颁奖典礼举行，该片最终获得最佳外语片，也是伊朗电影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奖。接下来在第十周，该片票房以翻番的速度急剧上涨，周票房超过100万美元，但是上涨的势头没有维持，虽然第十一周的票房也超过了100万，但是总体却呈下降势头，周票房不断降低，最终上映25周之后下线。从周票房走势趋向来看，奥斯卡奖的提名及获奖明显激发了票房反应，获奖极大地刺激了市场。此片在北美地区获得了7099055美元的票房，在北美地区的外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名列第38。北美观众已经习惯了既能烹制满汉全席视觉盛宴也能满足各种特色视觉及心理需求的好莱坞，向来不太买外语电影的账，虽然对《一次别离》赞誉有加却并没有蜂拥而至。考虑到这个大背景，再加上此片外国家庭伦理片的性质及投资30万美元的体量，这个成绩已经堪称奇迹。
图1 《一次别离》北美票房走势
（数据来源http://www.boxofficemojo.com/movies/?id=aseperation.htm）
在一片好口碑中上演“院线几日游”是《一次别离》在中国市场上的遭遇。《一次别离》以“买断片”的身份进入中国市场时，在其他国家地区的院线放映早已结束。2012年11月13日至12月2日该片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为时20天，观影人次133120，总票房428万元。[27]
（图中数据来源自艺恩咨询http://m.entgroup.cn/593691/boxoffice/）
国内票房成绩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引进时间、档期、宣传、配音等方面。（1）引进时间太晚。《一次别离》在2011年已经名声大噪，而橙天嘉禾娱乐公司用“买断片”的指标经广电总局特批引进国内时，时间已经是2012年的暑假。对于文艺片所应该主要针对的小众群体而言，很多人已经通过网络等渠道观看过这部头顶众多光环的伊朗“神片”。（2）具体档期选择失误。橙天嘉禾的营销总监孙磊认为，“定下这个档期其实是希望在大片林立的时段给观众另一种选择”[28]，但是事实证明选择这个“前有狼后有虎”的档期是个错误。11月13日《一次别离》首日上映，在上映的第一周，11月8日上映的港产电影《寒战》正处在热卖时期，《无敌破坏王》和《守护者联盟》也瓜分了很大市场，留给《一次别离》的市场空间非常小，上映首日北京总共排片只有188场。在上映的第二周，则遭遇了更多新上市电影的冲击，例如3D视觉大片《2012》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广州市场为例，11月20日《一次别离》在广州各大院线一共只排了9场。（3）无济于事的宣传。中国版片方虽然在宣传上做了很多努力，打出了“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真相”的宣传口号，却依然没能扭转命运。孙磊认为，“也许是宣传方式没有切中观众的心坎……首要的症结在于影片与当下的商业诉求不符……看完这部片，观众都倾向于在人性、宗教、信仰等比较宏大的层面进行探讨；但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被故事本身吸引，让影片在故事的流畅度、用线索代入的技巧等方面积攒口碑。为此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29]（4）国语配音是另外一个失误。因为片中有不少两个人同时说话的段落，字幕出现得比较快，所以为了便于观众的理解，片方特意采用了国语配音。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吃力不讨好，没有顾及到喜欢原汁原味观众的喜好。孙磊自认为“这算是一个失误”。整体看来，引进时机的拖延以及档期的失误可以说是最致命的原因，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电影市场上，任何一部电影都不敢贻误时机，对于受众范围相对较小的文艺片合适的时机更是至关重要。《一次别离》市场失败的教训值得吸取。
（图中数据来源自艺恩咨询http://m.entgroup.cn/593691/boxoffice/）
四、国内观众调研[30]
2012年11月15日至11月21日，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课题组对北京双安华星影院、大钟寺新华影院及中国电影博物馆观看了《一次别离》的观众进行了调研，共收到124份有效问卷。从基本情况来看，观看《一次别离》的观众多为中青年群体，他们学历层次比较高，多是城市白领，属于影院消费的主力人群。调研调查并分析了观众的观影行为和观影评价。
对观影行为的调查显示出以下结果：通过网络获取《一次别离》影片信息的观众比例最大，而后依次是电影网站、门户网站、视频网站。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型媒体也能成为宣传场所。观影原因依次是影片剧情、伊斯兰风情、分居题材及口碑效应。
在观影评价中，近一半观众认为比预期好。在对该片人物角色及情节的评价中，让观众印象最深的依次是女佣瑞茨、男主人公女儿特梅、男主人公纳德以及伊朗家庭生活。
在对思想内涵、题材、情节、导演功力、演员表演、台词、音效和特效的评价中，对思想内涵给出了8.5的高分，对题材、情节、导演功力、演员表演、台词也都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说明此片确实是一部以扎实剧本、精彩表演及深刻内涵打动观众的出色影片。此外，观众普遍肯定了该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一次别离》艺术评析
长久以来，人们对伊朗电影的记忆脱离不了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和马基德· 马基迪等人为代表的“诗意现实主义”美学风格。部分拘囿于伊朗严厉的审查体制，伊朗导演往往把目光投向儿童题材，无论《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白气球》还是《苹果》，都是以孩童视角观察世界的经典之作。而穆森·马克马巴夫及其家族成员的作品则侧重表现伊朗的妇女和战乱，传达出文化的反省和批判。然而仅仅把视域投向“单纯的（儿童）、传统的（乡村）的空间……这样的景观无疑是片面的”[31]。在这种电影传统之下，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无疑填补了这块空白。《一次别离》没有影射在伊朗这个国家常见的战争苦难或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展示伊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和一个底层家庭之间发生的一场民事纠纷，让全世界看到了与其他国家民众的情感及人性并无二致的现代伊朗人民。此片的主要角色“构成了伊朗当下社会的众生相，乡村消隐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车水马龙和城市中产阶层，儿童仍然在场，但不再是诗意和传统的化身，他们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密切相关者”[32]。《一次别离》使法哈蒂跻身世界级电影大师之列，而从影片所展示的影像故事可以看出，法哈蒂不仅具有娴熟的电影创作技巧和规避审查风险的智慧，更有洞悉人性复杂的深度和关注主流群体直面伊朗社会现实的勇气。
一、合理情境设置揭示人性复杂
法哈蒂为剧中的人物设定了合理的整体情境，并且“关注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各个层面关系的复杂性，让人物关系及其变化扎根现状并有说服力，让人物性格在合理的情境中得到合理的成长。”[33]法哈蒂以平视的角度展现了剧中人物，他们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体认着存在的艰难和内心选择的困难。而此片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又揭示了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一次别离》对于人性的客观反思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直抵观者的内心。
《一次别离》中没有完美的角色。在银行工作的中产阶级纳德处于婚姻危机：为了照顾身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而无法满足妻子出国的愿望。他收入不菲供得起两辆车及舒适的房子，他爱女儿爱父亲，处事正直有原则，例如哪怕得罪老师也要让女儿坚持正确的事情、坚持认为不工作的人绝对不该得到小费；但同时他又死要面子，对妻子离家没有只言片语的挽留。在盛怒之下他推了女佣瑞茨一把，之后女佣流产，他被控谋杀，为了不让自己身陷囹圄，他在据理力争的同时还撒了一个小谎，然而这个小谎最终让无辜的家庭教师和女儿卷入纠纷，女儿为了保护他不受牢狱之灾也不得不对法官说了谎，这导致了父亲正直高大形象在女儿心中的坍塌，最终引起了父女之间情感的疏离。
妻子西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在丈夫眼中她是个懦弱的人：遇到困难她只想逃避。为了不让女儿在众所周知的伊朗乱世中成长，她费尽周折办好了签证，想跟丈夫一起带着女儿离开，但是丈夫既不跟她走也不挽留她，这让她倍感委屈，“好像我们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什么都不算”，似乎是在赌气之下回了娘家。之后为了帮助陷入官司的丈夫，她把公公接到娘家，把房子抵押当保释金，但是纳德毫不领情，还嫌她导致了这个混乱局面。虽然她一直帮忙调解，也数次有心想搬回家，但是纳德却铁了心不给她台阶下，纳德的顽固不化最终让二人的隔阂越来越深无法弥补。离婚并不是她一开始想要的结局，然而漩涡越卷越深，二人的婚姻只能以离别黯然收场。
女佣瑞茨与丈夫霍亚代表了伊朗的底层民众。与纳德家庭相遇之前，瑞茨一家的生活已经非常不幸：丈夫霍亚性情耿直，被工作了十年的鞋店炒鱿鱼之后打了一年官司却不了了之，此后一直失业，经常被债主送进牢房。为了补贴家用，瑞茨瞒着丈夫不顾身孕带着小女儿到纳德家做女佣。瑞茨非常善良，身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她不能接触丈夫之外的男人，然而她又不忍心看着纳德父亲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在确定不违背教义之后，她为老人换了衣服。她也很隐忍，并没有因此不耐烦或者以此要求提高工资。但是当她觉得自己的清白被诬蔑而且痛失胎儿之后，她与丈夫愤而起诉纳德。此时她是有私心的，她并不确定自己到底为何流产，但是为了自己的清白，也为了拿到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她做出了这个让自己终生后悔的决定。瑞茨对信仰的坚守令人动容，当她了解到在有疑虑的情况下收下赔偿金是有罪的时候，她纠结良久，却还是主动找到西敏并据实相告，却没料到，纳德为了消灾带着支票去了家里，并要求她对着《古兰经》发誓。瑞茨的防线崩溃了。可叹的是，她坚守信仰却泪流满面，面对着彻底绝望的丈夫，她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
瑞茨的丈夫霍亚是个在底层挣扎的失业男人，生活的重压让他不得不服用大量的药物。他并不如纳德一样能言善辩，遇到不公容易暴怒。然而当他对着《古兰经》发誓自己跟所有人一样有人性时，让人不禁思索：是什么把他逼到了今天这种绝望的困境？虽然他无比渴望拿到那笔赔偿金，但是当妻子说那么做灾难会降临到孩子身上时，他所有的怒气与沮丧都化成拳头雨点般地落在自己的头上。
甚至片中的两个女孩的性格发展也刻画得非常饱满。纳德与西敏的女儿特梅只有11岁，她不希望父母离婚，所以在母亲一次次离家时，她都选择留在父亲身边，因为她知道，只要自己不走母亲就不会离开。陷入纠纷后，她不断地质疑自己的父亲是否诚实，但是当她最终被卷进纠纷时，她还是选择了谎言来保护父亲。而瑞茨与霍亚的女儿索玛耶年龄虽小，却懂事可爱，一直为妈妈守住了被车撞的秘密，但是不幸却没有因为她的可爱而远离，她目睹了母亲被侮辱推搡的过程和父亲困兽般的愤怒与无助。最终，当两个家庭六个成员聚在一起讨论赔偿时，残酷的现实摆在了她们的面前，两个女孩不得不与她们的童真就此做了别离。
二元对立、人物标签化、价值标准单一化等简单化问题常见于电影作品，这种作品难以揭示复杂生活的深层本质，容易流于浮浅。法哈蒂洞悉人性，《一次别离》中各个角色的是与非让他们的形象饱满真实，细腻的刻画与真实的影像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小人物沉重的呼吸声。剧中人所面临的困境超越了国别民族，是全人类的共通体验。这也是伟大艺术品的共同之处：虽然往往着眼于身边小事，但其根本指向却是无限和永恒。法哈蒂从纷繁芜杂的日常琐事中提炼出合适的情境，进而精雕细琢出每个角色的独特性格与困境，提出了宗教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善意与伤害、贫穷与尊严等命题，这些复杂而多面的命题具有超越“地方经验”的“全球化”普遍性，不仅仅是剧中人的“个体”命题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困境。《一次别离》用看似“地方”和“个别”的故事深刻地揭示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因而深深触动了“我们这些与伊朗看似没有明显关联的中国人——还有德国、美国、亚洲的那些电影评委，以及其他的地球人”。[34]
二、关注主流群体直面伊朗社会现实
当阿巴斯和马克马巴夫等伊朗电影导演为了艺术追求不得不流落异乡，留在伊朗国内的著名导演贾法·帕纳希则被判入狱时，不难明白伊朗导演群体的生存处境之艰难。伊朗的电影审查非常严格，而且政治环境多变，电影创作人员动辄得咎，这促成了以儿童题材及乡村题材为主的伊朗电影传统。大银幕上的伊朗是安静、传统、温情的，这与电视新闻中的伊朗截然不同，因此在外人眼中伊朗又是神秘的。
法哈蒂一反伊朗电影传统，敢于以伊朗城市主流生活作为《一次别离》的题材，其艺术家的勇气令人钦佩。在讨论“一个社会的分崩离析”这么磅礴而敏感的话题时，法哈蒂选择了一个细微的切入口：一对即将离婚的中产夫妇和与他们对应的一对底层的贫穷夫妇。他们之间的一场纠纷映射出复杂的伊朗现代社会现实。法哈蒂自己承认“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得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35]。纳德与西敏的分居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和主线，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别离”中最浅显的层面。这次分居引发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家庭内部的一场纠纷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不同文化之间蔓延，引发了道德、法律、宗教、伦理层面的冲突。这个过程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伊朗社会各阶层之间及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不同程度的冲突，种种无法弥合的分歧最终演变成各种伊朗式的“别离”。如果可以假设的话，假设西敏不必非得离开伊朗、假设纳德对父亲摔落在地一事没有那么愤怒、假设瑞茨夫妇的生活没有那么窘迫，事件的结局就会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法哈蒂对伊朗社会现状所持的批判态度。
正如艾青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次别离》不仅对严峻的伊朗社会现实表现出理性的批判精神，这部现实主义作品还反映了创作者对故土的爱与哀愁、对同胞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于民族和国家未来的诚挚期许。例如，片尾瑞茨无法为了眼前利益而背叛信仰，这一幕让无数观众在震惊的同时也不禁感慨信仰的力量并感受到伊斯兰教对于伊朗传统社会的深刻影响，类似的情节自然而自信地展示了古老的波斯民族依然旺盛的生命力。
法哈蒂在获得奥斯卡获奖时如此说：“当伊朗在政客口中正背负着战争等非议时，我们在这里跃过政治阴影，讲述她辉煌的、丰富的、古老的文化。我要骄傲地把这个奖项献给我祖国的人民，他们尊重所有文化文明，他们鄙视敌意及怨恨。”《一次别离》对伊朗的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所表现出的殷切关怀不仅感动了伊朗之外的观众，而且还在政治敏感、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的微妙时刻，为伊朗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在中国电影良莠不齐的当下语境中，尤其当一掷千金的“中国式大片”《金陵十三钗》与低成本电影《一次别离》在国际舞台上同台竞争却获得了与各自投资规模成反比例的评价时，国内观众及学者不禁对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电影美学原则及价值取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反思《一次别离》带给我们的启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三钗》与《一次别离》的距离：人性”[36]。而魏术学则犀利地宣称“中国电影应该与虚情假意思想贫血没有信仰别离、与高成本铺张浮华浮丽浮夸肤浅别离、与脱离现实生活的胡编乱造急功近利别离、与流水账式交待毫无戏剧力量的叙事别离、与影像表达乏力者别离”[37]。《一次别离》没有逃避述说当下的责任，直面伊朗现实，以精湛的影像语言白描了伊朗主流群体的情感、生活与困境。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中国电影学习的话，恐怕不仅仅是“带着足够的诚意和勇气直面我们这个时代主流社会生活中最尖锐的矛盾”[38]。
撰稿：王平 2012级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王宜文教授
附录
《一次别离》境外上映时间一览表
续表
《一次别离》主要获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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