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对象来看，以家人及亲戚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农民日常交流和交往中仍占据核心地位；其次是职业或工作构成的社会关系；再次是由朋友、老乡、社区构成的亲密关系和邻里关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交往中，居村农民最甚，其次是失地农民，最后是农民工。在职业交往关系中，农民工比例最高，其次是失地农民，最后是居村农民。从交往的开放态度来看，大多数受访者在接纳他人时持谨慎或防备的态度。英克尔斯认为，一个现代人要比一个传统的人更信赖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然而，调查发现，只有近二成的受访者在社会交往时，对他人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就我国农民群体的社会交往特征而言，不同研究结论不一。例如，有调查认为，农民参加社交活动的情况依次是：老乡会、同学会18.3%、文娱体育社团13.1%、志愿者活动9.2%、宗教组织9.1%、农业经济合作社、柑橘协会等行业组织活动6.5%、老年协会5%。[51]也有研究认为，城镇化拓展了农民人际交往圈，出现了基于学缘、趣缘等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活动。传统地缘组织和现代学缘组织在农民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休闲、娱乐等性质的社团参与相对较为活跃，农业经济合作社和志愿者组织等现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农民社会交往处于转型阶段。[52]就居村农民而言，有研究认为，他们生活在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农村，每个人都可以在乡村依靠土地自给自足地生活，通常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都是非必须和次要的。就农民工而言，有研究认为，“以亲缘、友缘和地缘为纽带、业余时间基本与市民之间没有任何交集的社会交往网络，是他们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不足的直接表现。同时，很少有人参与主要由市民组成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协会、志愿者协会、社区组织等，使得转移人口的组织型资本较为贫乏。此外，侧重于保护城镇居民利益的政策设计，也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占有程度严重不足。”[53]在英克尔斯看来，“日益增强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削弱亲属关系的看法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工业化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可能反倒增强了家族和亲属间的联系。”[54]因为“工厂汇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不同观念和生活习性的人们。在与不同的人交往的过程中，不仅增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将工厂文化中的方法和态度普遍化，并推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5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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