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民社会的特殊性
马克思认为，在封建社会中，市民生活的各要素，诸如所有制、家庭、劳动的种类，采取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方式，也变成了国家生活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作为政治革命的结果，当国家宣布每个人都享有平等主权的时候，即废除了出生、等级、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差别时，也就从国家的立场上废除了造成差别的因素。但是，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自由地发挥作用，其活动舞台就是市民社会。近代国家集中了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因素，使自己成为思想上摆脱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于是，政治革命成功地做到了从政治上把普遍性集中于国家，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把特殊性完全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因而，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生活状态已经成为个人的问题，同国家毫无关系。马克思把这种事态称之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马克思把国家理解为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38]
（二）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www.xing528.com)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扬弃了政治性质，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人当然是非政治的人，而且是从一切封建桎梏下获得解放的自然人，是无限追求自己欲望的利己的人。归根结底，实际的欲求和利己主义成为驱动市民社会前进的动力。如霍布斯所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场所就是市民社会。”[39]
（三）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
马克思认为，利己的人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用利己主义切断了人的类的纽带，人的世界就像源自一样完全消融在相互对立的个人的世界之中。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考察了在近代立宪国家中受到保证的人权。与公民权相区别的人权就是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自由。所谓私有财产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一句话，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所谓平等，无非是上述个人的利己的自由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的平等。所谓安全，就是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总之，不过是为了确保利己主义的人权。显而易见，一切人权斗士维护封闭在自己个人利益和任意性的、与共同体相脱离的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权之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是维护这种人权的手段。[40]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的人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的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沦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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