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存在如下争议。
（一）权利论
权利论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从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推进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40]相关权利包括受教育权、选举权、居留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等。权利论者主要是从外在层面强调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其核心即所谓的“赋权”。
（二）转移论
转移论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际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向城市居民转换的经济社会过程。[41]这一过程也可理解为农村户籍人口通过各种渠道向城市转移，转变为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并享有市民权利和生活方式的过程。[42]
由于不可能所有农民都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因此有反对者认为，农民市民化不是指所有农民都转变为城市居民，而是指转移农民的市民化。[43]当然，仅仅将市民化局限于转移农民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有研究者主张村域农民市民化是可以让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即农民不需要进城，也不需要改变户籍性质。[44]更进一步说，农民市民化不是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而是要让所有人口，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45]
（三）转型论
转型论者认为，农民市民化主要指角色转型和素质转化。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市化），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市民化）和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46]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是“人”的问题，即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变问题。就个人而言，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47]就具体内容而言，一是身份认同上实现向城镇户籍身份的转变；二是在生存方式上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和兼业农向依赖非农产业生存转变；三是在生活方式上实现从传统因循式向现代城市生活靠拢；四是在行为方式上摒弃传统规则，依照现代规则来行事；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实现从乡村亲缘聚居向现代社区居住转变；六是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等等。[48](www.xing528.com)
（四）过程论
过程论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两阶段论”。第一阶段：农民逐步转化为从事相关产业工作、具有市民权的公民。第二阶段：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本质变化。[49]二是“三阶段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需要经历职业转变、地域转移和角色转型三个环节，最终实现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化。角色转化需经认知、移情、行为三个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转变过程，也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包括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再适应（reentry problem）三个阶段。文化涵化是指农民对城市文化和社会模式的“被动”接受和学习。文化再适应是指农民不仅适应了城市生活而且进行了文化创新。[50]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需要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需要经历职业市民化、身份市民化、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三个阶段。[51]
（五）层次论
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层次论视为是对过程论的深化。相关主张包括内在-外在论、表层-里层论、横向-纵向论等。首先，内在-外在论。内在素质市民化是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外在资格市民化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52]其次，表层-里层论。由表及里可以将农民市民化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表层是指农民职业及社会身份市民化。中层是指农民行为与生活方式市民化。深层是指农民在自身能力素质及思想意识方面市民化。[53]再次，横向-纵向论。从纵向看，农民市民化一般须经历四个环节：职业转变——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民转工”；地域转移——实现从乡村亲缘聚居到城市社区居住的“村转居”；身份转变——实现从农村户口到城镇户口的“农转非”；角色转型——在社会属性上真正成为城市市民。从横向看，农民市民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层面，通过制度设计使农民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户籍、教育、选举、社会保障等权利；二是文化层面，通过文化涵化与教育教化使传统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社会权利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54]
（六）制度-技术与文化-心理论
制度-技术与文化-心理论可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制度-技术论者认为，制度-技术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具有先行性。无论是职业转换、地域转移，还是身份转化，没有制度-技术层面的支持，农民市民化就不可能持续。[55]针对制度-技术论者强调外在条件的局限性，文化-心理论者强调农民市民化是两种文化——“以规模型的复合式智力劳动为象征”的城市文化与“以分散简单体力劳动为象征”的农业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农民市民化不仅是一种“身份”的市民化，而且是一种“身心”的市民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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